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

唐薇译
曹雷雨校

福柯搜集了总医院和巴士底狱的囚禁者档案，并将它们编选为一个文集，这是他为这个文集所写的前言。这篇文章发表于1977 年。福柯将这些关于囚禁者的文字称作“黑暗传奇”。关注那些沉默的平凡人的命运，关注那些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使他们划破理性的黑夜，是福柯自《疯癫与文明》以来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偏好。福柯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声名狼藉者正是因为同权力的触碰而得以在历史中存活下来。权力就此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最微观层面，并将这些日常生活镌刻成纪念碑文。就此，权力不仅暴露了其压制的一面，也暴露了其生产的一面。同时，福柯也分析了日常生活是在怎样的背景下纳入到叙事和话语体制之中的。同文学时期的诗意的玄妙相比，这篇文章体现了福柯70 年代典型的写作风格：明晰、老辣和激情。德勒兹称这篇文章为“如此绝妙”的杰作。他甚至推测，作一个声名狼藉者是福柯的一个梦想。

这并非一本历史书。由于最初相遇时的感受已经消失，书中各种文本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我的个人口味、意愿、情感、欢乐与诧异，某种恐惧或其他感觉，这些感觉的程度我可能难以辨析清楚了。这是一本关于存在的文选。其中讲述的各种生活，有的短短数行，有的寥寥几页，多少不为人知的苦难和艰辛包含在只言片语之间。这些短暂的生活偶然出现在书籍或文献中。可以把它们看作说教性的范例（Exempla），但又与先贤们在阅读过程中搜集的道德范例不同，与其说它们传达了值得深思的经验教训，不如说它们具有短暂的影响，其影响力又在瞬间褪去。依我之见，用“新闻事件”（news）一词来界定这些文本再合适不过，借此突出它们的双重指涉：快节奏的叙事和叙述的真实事件本身。正因为这些文本的叙述极其紧凑，人们才无法判断，它们所具有的强度究竟是源自文字的生动逼真，还是源自文字言说的事实的暴烈。这些奇特的生存状况，历经不为人知的跌宕起伏之后，变成了不同寻常的诗篇，因此我决定以标本集的方式将它们收集起来。
　　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国家图书馆读到一份18 世纪初的拘留记录，就在那时，这个想法浮上心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一想法出现时，我读的是以下两条记录：

　　马图林·米兰（Mathurin Milan），1707年8月31日被送入夏朗东精神病院：“他向家人隐瞒他的疯癫，在乡间过着一种遮遮掩掩的生活，频频卷入官司和纠纷，毫无担保地放高利贷，把他脆弱的精神引入未知的道路，相信自己有能力开创最伟大的事业。”
　　让·安托万·图扎尔（Jean Antoine Touzard），1701年4月21日被送入比赛特收容所：煽风点火的叛教者，极可能成为恶贯满盈的罪犯，鸡奸者，“随时有可能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十足的恶魔，必须加以惩治，以免任其逍遥法外。”

　　我很难准确描述阅读这些片断以及许多其他类似文字时的内心感受。毫无疑问，在这些感受中，有一种可以称作“感同身受”，我这么说，好像除此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感受似的。我必须承认，这些“小故事”历经两个半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比通常所谓的“文学”更能触动我。我至今都无法弄清，触动我心弦的是短短几句就展现人物悲惨生活的古典风格的美，还是这些故事中的暴行。这些暴行混杂着一种阴险的顽固和恶意，在卵石般圆滑的文字之后，可以感觉到这些生命的迷乱惶惑与奔涌的活力。
　　很久以前，我曾经利用类似的文献写了一本书。毫无疑问，写那本书完全是出于邂逅这些卑微生命时的共鸣，这种共鸣如今我仍感受如新，而这些微不足道的生命已经在那些粉碎它们的只言片语中化成了灰烬。我希望通过一种分析来恢复这些生命原本强烈的力量。但由于缺乏必需的天资，我对这种分析方法斟酌了很久。我仔细研究了这些枯燥的文本，力求弄清楚它们存在的原因，它们关系到哪些权力机构和政治实践；我想探求为何在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社会中，“处置”（stifle，正如人们忍住一声叫喊，扑灭一场大火或扼杀一只动物）一个声名狼藉的修道士或一个性格乖僻、无关紧要的高利贷者，居然会如此重要。我也想弄明白，为何人们如此热衷于防止那些意志薄弱者步入未知道路。但是，这仍然没有涉及那些最初激发我的强烈情感。既然这些情感没有机会进入到理性的秩序中，我的话语也无法恰到好处地表达它们，让它们保留最初打动我时的样子不是更好吗？
　　自从有了编纂这部文集的想法开始，一有机会我便着手做一些工作。我编纂这本文集既不慌不忙也无明确意图。我一度打算把它系统化，并且添加一些初步的解释，以求显示出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历史意义。最后我还是推翻了这一想法，原因将在下文提及。我决定只是按照我所认为的强度，简单地选编部分文本，其后附加了一些初步的评论。采取这样的编排方式就是为了尽量保持每篇文本的效果。
　　因此，这本书不会符合历史学家的意图，更不消说获得其他人的青睐了。难道这本书纯属主观情绪之作？我宁可说，这本书遵循一定准则，同时又不乏些许自成体系的怪异想法（也许有人会说，我这种解释仍然无济于事）。我认为，那位言行古怪的高利贷者或是犯了鸡奸罪的修道士的生活之诗始终都是一种典型。正是为了再现类似这样一闪即逝的生命，那些诗样的生活，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些简单规则：

·涉及的人必须真实存在过；
·他们的存在既默默无闻又命途多舛；
·记载他们的故事越短越好，只有几页或几句话；
·这些陈述不仅仅是怪异悲惨的故事，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因为这些叙述都是控告、谴责、命令或者报告）构成了他们无足轻重的生存史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不幸、狂暴和令人疑惑的疯癫的一部分。
·这些文字所具有的震撼力应该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美与恐惧交织的效果。但是，这些规则可能显得有些随意，我应该详加解释。

　　我希望书中的事都确实存在过，这样就可以确定事件的地点和时间。在这些不再言说的名字背后，在这些极有可能包含着错误、虚假、不公、言过其实的短暂叙述背后，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曾经活过又死去，一生与苦难、卑贱、猜忌与喧哗为伴。因此，我排除了所有虚构或文学性的东西。文学创造出来的邪恶英雄们，没有一个能像这些文本中的鞋匠、逃兵、衣商、掮客或云游修道士那样震撼人心，他们疯狂、可耻又可怜，这无疑是由于人们知道他们生存过。同样，我也排除了所有那些疑似传记、回忆录、描述一类的文本，这类文本也叙述一定的现实，但却是出于观察、记忆、好奇或者消遣，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我坚持认为，这些文本应该与现实保持某种关系，或者最好与之保持尽可能多的关系：它们不仅涉及现实，甚至能在现实中起作用；应该成为真实戏剧中的一部分；成为复仇的工具，仇恨的武器，战斗的插曲，表达绝望、妒忌、乞求或命令的手势。我没有把那些最写实的文本囊括进来，尽管从再现现实的价值角度来考虑，它们理应入选。但是我所选的这些文本在它们传达的现实中发挥了作用，因此，不管它们有多不准确、多么夸张或者虚假，现实总是贯穿其中：话语的断片便是它们所处现实的残片。人们在此看到的并非人物形象的文字汇集，而是圈套、武器、叫喊、姿势、态度、诡计和阴谋，文字就是表达它们的工具。真正的生命过程就在寥寥数语中“上演”（jouées）：我并不是说它们得以再现，而是说这些生命的自由、不幸和死亡还有他们的命运，实际上都是或至少部分由此决定。这些话语确实贯穿了他们的一生；事实上，正是在这些话语中，他们的存在岌岌可危并且荡然无存。
　　我的另一项要求是，书中涉及的人物本身应该是默默无闻的，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落下恶名，他们也没有被赋予任何稳固的、公认的高贵品质，没有家世、财富、圣行、英雄品质或天赋；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芸芸众生的一部分；无论在他们的厄运与激情还是爱与恨中，他们的生活都是黯淡无光、平庸无常的，这一点与他们那些被认为值得记录的事情形成了对比；但是，他们也会被某种暴行、某种力量所驱使，被一种过度的恶意、卑鄙、低贱、执拗或厄运所刺激，于是，在他们同辈的眼中，就他们碌碌无为的生活而言，这些能给他们带来一种令人震惊或者令人同情的辉煌。我一直在寻找这些蕴含着某种能量的粒子，正因为其微不足道、难以察觉，方显能量之巨大。
　　不过，如果我们要想触及一些这样的事情，就必须要有一束光，至少曾有片刻照亮过他们。这束光源自别处。这些生命本来能够、而且应当处于无名的黑暗之中，然而，与权力的一次偶然相遇，却把他们从黑暗之中拖拽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冲突，绝不可能留下只言片语来记录他们转瞬即逝的一生。权力监视着这些生命，追踪着他们，密切注视着他们的抗议和不法行为，片刻也不放过；它的利爪还会划伤他们，在他们身上留下持久的印记。正是这样一种权力，产生了这些评述他们的寥寥数语，从中我们得以知晓这些生命。这些文字的存在，或是因为有人想借助权力来告发、控诉、乞求或者恳请，又或是因为他选择利用权力进行干预，用些许文字来实现裁断和判决。所有这些生命，本来注定一世不为文字记录，甚至未被提及就了无踪迹，只有在刹那间与权力接触时，他们才留下了自己存在的痕迹，而且是那样短暂、激烈，谜团一般。因此，毫无疑问，要把握他们处于“自由状态”时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他们根本不可能从权力游戏和权力关系预设的雄辩说辞、处心积虑的偏见或者弥天大谎中分离出来。
　　人们可能会跟我说：“这多么像你，一直不能越过这条界线，走到另一边，倾听并且转达来自别处或下面的语言；总是同样选择在权力这边，听着权力的话语或是权力影响之下的话语。这些生命正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为什么不去聆听？”不过归根结底，如果他们不曾在某刻与权力不期而遇并激起自身的力量，除了他们的狂热行为和不可思议的不幸以外，难道还会有留下别的什么吗？命运的形式在与权力产生关系中形成，要么与权力共盟，要么与权力对抗，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的确，生命中的最强点，它全部能量聚集之处，就是它与权力正面冲突的地方——与权力抗衡、利用权力的力量、逃离权力的陷阱。那些简短而矛盾的文字，往来于权力和这些无关紧要的生命之间，对于后者来说，无疑已经变成了赐予他们的唯一一座纪念碑：正是这样的纪念碑，赋予这些生命些许的辉煌和片刻的光彩，使之流传下来，让我们得以窥见其中的生命。
简而言之，我是要搜集一些残存的事例，用这些话语组成一部关于无名者的传奇，而这些话语正是这些生命在悲伤或愤怒中与权力交换所得。
　　之所以把它称为一部“传奇”，是因为这些文字跟所有传奇一样，兼具虚构与真实的成分，两者之间的区分不甚明确，但它模棱两可的原因与一般传奇正好相反。无论传奇中现实的核心是什么，它最终只是关于现实的诸般说法的总和。传奇称颂其主人公的荣耀，却并不关心他们是否真实存在过，是否确有其人。即使他们真的存在过，传奇又赋予他们诸多奇闻轶事，用很多不可能之事美化他们，结果最后他们几乎显得不曾存在过。但是，如果他们纯属虚构，传奇又将诸多广为流传的说辞加诸其身，从而使他们呈现出只有真实存在过的人才具有的历史厚度。下文中，这些男男女女的存在，只有通过那些关于他们的简短叙述才能为人所知：除了零星几句话以外，没有什么能补充说明他们是怎样的人，还做过怎样的事。正因为寥寥片语而非冗长的叙述，才使真实与虚构相互等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籍籍无名，不曾在人事之中叱咤风云，不曾留下引人瞩目的痕迹，在这些文字提供的不牢靠的居所之外，他们没有也不会再有任何栖身之地。通过这些评论文字，他们走近了我们，他们身上所带的现实印记，并不比把他们假想为《金色传奇》或一部探险小说中的人物时所具有的现实性更显著。纯粹的文字把这些孤独悲惨的恶棍们变成了半虚构的存在物。这些生命本来几乎要灰飞烟灭，但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不幸，由于偶然的机会，这些档案重见天日，于是那些零星的评价文字或他们自己的言论得以残存下来。这是一部黑暗的传奇，更是一部枯燥的传奇，它被缩减为某日人们的言论，留存到今天，与我们不期而遇。
　　这部黑暗传奇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它流传至今，并非由于某种深刻的必然性，也没有历经连绵不断的途径。从本质上看，它被剥夺了传统，只是通过间断、擦抹、湮没、重组和再现之后，它才流传到我们这里。从一开始，它就受到偶然的支配。首先，必须要有种种出乎意料的机缘巧合，让权力的焦点和怒火集中在最不起眼的个人及其平庸生活之上，哪怕只是他身上最不起眼的缺点。由于一次偶然的不幸，官员们或权力机构的警钟突然被敲响，他们决意镇压一切捣乱分子，于是，他们拘留了这个，放过了那个，比如羁押了可耻的修道士、受虐的妇女、狂暴的酒鬼、吵闹的商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尽管那些人闯下的祸跟他们相比只多不少。然后，在那许多散佚的档案中，唯独只有这份流传到我们手上，被我们重新发现和阅读。因此，在这些无足轻重的人与同样无足轻重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没有什么东西可能让他们，而不是其他人，伴着他们的生活和不幸从阴影中显现出来。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这些文本中看到他们的复仇，并为此感到快慰：偶然因素让这些平凡之人从那些死去的千千万万人中间凸显出来，让他们再度展露自己的姿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苦难、或者他们无法遏制的作恶之心——这或许可以弥补一下权力的霹雳给他们造成的不幸，尽管他们籍籍无名、庸庸碌碌。
　　这些生命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只是在与权力发生冲撞后才得以幸存，而权力原本想要毁灭他们，或者至少抹去他们存在的痕迹。只是通过许多偶然的造化，这些生命才重现于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声名狼藉的行为，我都想把它们作为遗迹收集起来。有一种假的恶名，比如说，吉勒·德·雷（Gilles de Rais）、吉耶里（Guillery）或卡图什（Cartouche）、萨德（Sade）和拉色内尔（Lacenaire）这些令人既怕又恨的人就有幸获得了这样的名声。表面上他们声名狼藉，但正因为他们给人们留下了糟糕的记忆，滔天罪行归咎其身，而恐惧之下人们对他们尊崇有加，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辉煌传奇的主角，尽管他们名声的由来与那些应当成就伟大之人的原因完全相反。
　　他们的臭名，只是一种普遍的名声（fama）的某种形态。但是，那个叛教的修士，那些迷失在未知路途上的脆弱精神，他们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声名狼藉者：他们只能依赖那些注定将他们贬得一文不值的可怕言辞，才能把自身的存在维持到今天。而且偶然的机会也决定了，留存下来的是这类文字，而且只能是这类文字。他们重返现实的方式，与他们当初被逐出这个世界的方式竟出奇地一致。试图为他们寻找另外一副面孔，或者在他们身上臆想另一种卓越，都会徒劳无功；他们不过是那些旨在摧毁他们的力量在文字上的体现——不多也不少，仅此而已。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声名狼藉，没有掺杂模棱两可的丑闻或是难以言明的崇拜，与任何形式的荣耀也无半点关系。
　　与那种收集了各个时期和地区的声名狼藉者的鸿篇巨制相比，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这本选集中的文本会显得微不足道、范围狭窄、甚至有些单调乏味。它包括的文献资料，几乎仅限于1670年至1770年这一百年的时间，而且来源相同：基本上都来自拘留所和警察局的档案，向国王呈递的请愿书以及国王手谕（lettres de cachet）。所以，姑且让我们假设，到目前为止这只算是第一卷，以后《声名狼藉者的生活》将会涉及其他的历史时期和地域。
　　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和这一类文本，是因为我对它们已经非常熟悉。如果说我对这些文本的偏爱至今未减，如今又再次着手研究它们，原因在于我认为它们标志着一种开端，或者至少是一个重要事件，政治机制与话语作用在此紧密交织。
　　这些17到18世纪的文本，尤其是跟后来那些单调乏味的行政档案和警局档案相比，展现出一道夺目的光辉，显示出措词的巨大效用，一种猛烈的力量，但至少在我们看来，这种效用或者力量，把这些微不足道之事或者背后卑鄙可耻的企图都一并掩去。这些卑微可怜的生命经由诅咒和反复的强调描述出来，而这些话语似乎很适合描述悲惨生活。这无疑传达出一种喜剧效果：这些文本在遣词造句上无所不用其极，企图借此诉诸居天地之大的王权，使他们注意微不足道的逾矩行为或是那些寻常的不幸——这样的举动多么愚蠢。“臣杜辛（Duschene）身陷困厄之中，深感重负，故心怀谦恭崇敬之情，伏乞圣断，恭请殿下判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妇人……臣之不幸，实非一般，耗尽万般途径，循循劝导，谆谆告诫，以求这不知虔诚、名誉、正直、人性为何物的妇人悬崖勒马，履行其身为人妻之职责，然而前功尽弃，举目无依，如今唯有诉诸殿下。臣之惨状至此，是以斗胆进言，唯愿臣之哀声见闻于殿下。”或者，又有被遗弃的乳母为四个孩子请求逮捕其夫，“这些孩子除了从他们父亲那获得品行不端的坏榜样以外，不会再有别的好处。陛下，您的公平正义必然能使他们免遭这种不良教育的戕害，使我及我的家庭免遭耻辱和骂名，使这个作恶多端的不法公民再也无法危害社会。”看到这里我们也许会觉得可笑，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种修辞之所以显得拿腔拿调、夸大其词，只是因为它被用来描述那些微乎其微、不足挂齿的事情；而权力对这种修辞做出的反应，也是同样的夸大其实。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文字传出一道光芒，让我们窥见权力将会如何决策，并且显现这些决策的庄严，如果不是出于所惩之事的重要性，那便是刑罚的严酷。如果一个仙婆被拘留，那就是因为“她胡作非为，罪行累累。多年以来，她一直诈取公众钱财，愚弄他们，蛊惑人心，却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替公众除去这样一个危险至极的妇人，既体现仁慈，又彰显正义。”又有一则关于一个头脑糊涂、轻浮浪荡的年轻人，“他是一个放浪不羁、毫无信仰的恶魔……几乎坏事干尽：狡猾无赖、大逆不道、鲁莽冲动、狂躁凶暴，甚至连蓄意谋害生父这种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总是跟一些最可耻的妓女鬼混在一起。不管人们怎么指责他荒淫无度，他都无动于衷，仅报之以恶棍般的狞笑，这表明他早已麻木不仁，人们不能不相信，他已无可救药。”只是因为微乎其微的小罪过，一个人就被归入十恶不赦之列，或者至少被谩骂和诅咒淹没。跟尼禄或罗多赓相比，这些荡妇和浪子几乎毫不逊色。古典时代的权力话语，跟那些向权力陈辞的话语一样，制造了恶魔。可是为什么这出日常生活的戏剧却被如此强化？
　　基督教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组织了权力在日常事务中的运作：它提出的义务是利用语言之磨来维持寻常世界中琐碎事务的正常运转，揭露常见的错误、甚至是难以觉察的过失，一直到内心深处种种模糊不清、相互作用的思想、意图和欲望。通过忏悔仪式，自白者同时变成了被言说的对象；通过言说一件事来消解这件事，但同时也增强了自白本身。自白必须保密，除了忏悔和悔罪行为之外，不能留下其他任何痕迹。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文明，发明了如此令人惊骇的约束，并把它强加到每个人头上，要求他们说出一切，以便消解一切，要他们用持续不断、絮絮叨叨的低语来叙述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过失，事无巨细、无一遗漏，但是这种低语甚至连片刻也无法持续，一旦说出、瞬间即逝。然而，对许多世纪以来的千百万人来说，必须以第一人称通过强制性且片刻即逝的轻声细语来倾诉罪恶。
　　但是，从17世纪末期开始，这种机制被另一种运转方式迥异的机制所包围和超越。这是一种行政管理机制，而不再是一种基于宗教的机制；是一种记录性的机制，而不是一种赦免性的机制。但是，它们指向的对象却是相同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把日常生活纳入话语体系，调查充斥着无关紧要的违法行为和骚乱的微小领域。在这一系统里，忏悔不再扮演基督教曾经给它留出的显赫角色。为了实现对社会的监察和控制，长久以来所采用的程序被沿袭下来，还有过去仅在局部运用的手段：告发、投诉、调查、报告、密探、审讯。一切以这种方式言说的东西，都经由书写的方式记录并积累下来，整理成卷宗和档案。悔罪时的声音是单一的，持续片刻之后，不留半点痕迹，在消解自身的同时也消解了罪恶。取而代之的是多重声音，这些声音存放在庞大的档案堆中，并经由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记录下世界上所有的苦难。由不幸和违规行为所致的微小困扰，不再通过忏悔中几乎难以听见的低声吐露向上传至天堂，而是通过书写的痕迹在尘世间积聚起来。这样，在权力、话语和日常生活之间，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建立起来，形成一种全然不同的控制和阐述日常生活的方式。于是，就日常生活而言，一场全新的演出诞生了。
　　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些相当古老且相当复杂的工具：它们包括请愿信、国王手谕或国王颁布的法令、各种形式的拘禁、警方报告和裁决。我无意重溯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将只考察其中某些方面，它们或许能解释这些描摹不幸者的草图为何能够产生奇妙的震撼并且具有一种美感，对于我们这些远观者来说，这种美套着声名狼藉的外衣。国王手谕、监禁、无处不在的警察，所有这些只让人想起一种绝对君主统治下的独裁专制。但人们不得不看到，这种“ 恣意专断”也是履行公共服务的一种形式。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国王的法令”才会作为君主愤怒的征兆无端从天而降。很多情况下，这些法令是应某人圈内人的要求，针对此人发出的，这些请求者包括他的父母、亲戚、家人、子女以及邻居，有时是教区牧师或某个名人；人们请求对此人施以惩戒，好像他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应该得到君主的严厉处罚，但实际上他们要求处理的，只不过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家庭纠纷：虐待配偶、挥霍财产、利益冲突、儿孙不孝、无赖欺诈或狂饮寻乐，以及所有那些无关大局的逾矩行为。国王手谕，虽然代表着君主拘捕某个臣民的特别意愿，也不遵循正规的法律渠道，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下层请愿的回应。不过，国王通缉令不能轻易授给请愿者：在发出通缉令以前，必须进行一项调查，目的在于证实请愿书中声称的事件是否属实；至于确定是否该监禁这个纵情声色之徒或那个狂饮作乐的酒鬼，是否要惩罚这种暴力行为或是那种放荡举动，在什么条件下拘捕，监禁他们多长时间——这就是警方的事了。警方要为此搜集证词，派探子打听消息，调查个人周围充满疑团的流言飞语。
　　国王手谕和监禁的形成相当短暂，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而且仅限于法国。但是，对于权力机制的历史来说，它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没有让王权的恣意专断以不请自来的方式侵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反，它确保权力通过复杂渠道以及请愿与回应之网得到分配。那么，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权力滥用吗？可能是，但这并不是指专制君主单纯地滥用他自己的权力，而是指每个人都可以让强大的君权为他所用，满足自己的目的，反对别人；只要一个人足够聪明，知道如何利用它，就能随意将君权机制操控于股掌之间，创造机会使其效用符合自己的利益。由此也产生了一些后果：政治主权深入到社会机体最基本的层面，在传统的权威与服从构成的武器之外，这种绝对主义政治权力的资源可以在臣民之间的关系中发生作用，有时甚至在社会地位最低微的人之间，比如说，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利益关系、同行关系、对手关系以及爱憎关系。只要一个人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那么对另一个人来说，他就会变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无法无天的统治者：辖制他人的人（homo homini rex）。整个政治网络与日常生活的结构交织在一起。但仍有必要挪用这种权力，哪怕只是片刻，引导它、捕捉它、转向自己需要的方向；倘若一个人要对它加以利用，就有必要“引诱”它。它既是人们贪求的对象，也是人们引诱的对象；它之所以令人向往不已，是因为它同时也令人望而生畏。因此，这种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对日常关系的干预，不仅为人们所认可、所习见，而且为人们深深地包容，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一种普遍恐惧的主题。这种倾向逐渐开启了传统上把家庭与行政和政治控制相联系的从属或依附关系，对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国王无限制的权力，无论是因为一时的激情或盛怒，还是出于痛苦或胡闹而起作用，都能够成为受诅咒的对象——尽管它很有效，或者受到诅咒也正是因为它有效。一些人寄希望于国王手谕，国王也授予他们手谕，由于这种合谋关系，两者都堕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前者不断地丧失他们在行政上的传统特权。至于君主，他每天干预那么多的仇恨和阴谋诡计，也变得面目可憎。我记得，肖利厄公爵（Duke de Chaulieu）在《新婚夫妇的回忆录》（Mémoires de deux jeune maries）中说过，法国大革命，不仅斩下了国王的首级，也砍下了所有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的头。
　　现在，我要针对其中的一点进一步说明：围绕这种由请愿、国王手谕、拘捕、警察构成的机器，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话语，它们遍布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处理着那些微不足道的生命犯下的细枝末节的过错，但它们采用的方式跟忏悔完全不同。邻里间的口角、父母与子女的争吵、夫妻间的误会、过度的饮酒纵欲、公众场合的争论、许多暗藏的欲望，所有这些，经由相当复杂的渠道，落入权力的网络之中。有一种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呼吁，要求把所有这些不法行为和琐碎痛苦都加工处理成话语。可以听见一种无休无止的嗡嗡低响，这就是话语的声音，它把个人的不端行为、耻辱和秘密都送交到权力的股掌之中。普通的事情不再归于沉默，不再属于飞短流长的谣言或是转瞬即逝的忏悔。平常不过的东西、无关紧要的细节、隐匿的事情、普通的日子、寻常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能够而且必须被讲述，如果能够记录下来就更好了。它们之所以可以被描述、被记录，正是因为它们被一种政治权力机制所渗透。长期以来，只有伟人的言行才值得用严肃的口气来讲述：只有血统、家世和功业才能授予一个人留名青史的权利。如果说，有时一些地位微贱的人也能碰巧获得某种殊荣，那就是凭借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至圣至善，就是罪大恶极。只有当权力空洞的凝视停留在那些小打小闹上时，人们才意识到，日常生活的秩序中也潜藏着有待发现的秘密；在某个方面，那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也能变得至关重要。
　　因此，话语的一种巨大可能性就诞生了。某种关于日常生活的知识是它的起源之一，同时西方世界正在力图把我们的行为、存在方式和行事方式纳入一种可理解的格局。然而，话语的诞生也依赖于君主的无处不在，不管他的存在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人们欲向君主乞求帮助或保护，就应当先设想他对所有那些不幸都仿佛感同身受，对那些最无关宏旨的逾矩行为也保持密切关注；他必须具备无所不在的特点。就其基本形式而言，这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话语是完全面向君主的，它对君主讲话，而且只能滑入权力的隆重仪式中，采纳这些仪式的形式，打上它们的标记。这些平凡无奇的东西，只有在君主凭借其实权或强力阴影所控制的权力关系中，才能被讲述、被形容、被评价、被分类、被编目。由此产生了话语的奇特形式：它要求使用一种装饰性的、带诅咒或祈愿色彩的语言。所有那些日常的琐屑争端，都必须用一种值得君主关注的罕见事件的夸张口吻加以强调，必须用浮夸的修辞来装点那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后来，无论在沉闷的治安管理报告还是在医药或精神病的案例记录里，都没能再现这种语言效果。有时，一座豪华的文字大厦只不过是为了说明一种潜藏的恶意或是不重要的阴谋；有时，寥寥几句就把一个可怜的人打倒，将他投入黑暗之中；或者是带着祈求和谦卑的口气，讲述一段漫长的辛酸史。但是，那些充满陈词滥调的政治话语就只能是庄严郑重的。
　　这些文本还表现出一种不一致的效果。拘留某人的请求通常是由地位微贱的文盲或半文盲发出的；他们要么缺乏知识、文笔拙劣，要么请些不合格的代笔者捉刀，于是，在向君主或高级官员上书时，这些人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拼凑一些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套话和措辞，其间还夹杂着笨拙粗俗的词语，并且以为这会使他们的请愿书更有说服力、更显真实。就这样，在那些貌似严肃却语无伦次的句子和胡说八道的文字中间，会突然出现一堆粗糙、拙劣、不和谐的表述；在那些非说不可的、仪式性的语言里，会穿插进焦躁、愤懑、怒火、激情、憎恨和反叛。这种矫揉造作的话语规则被一种震动颠覆了，那是用自己的方式叙事的野性的激情。在一个文本中，尼古拉.比安费的妻子说道，她要“斗胆向大人诚惶诚恐地进言，马车夫尼古拉·比安费是一个荒淫放荡的人，他对我拳脚相向，几乎把家产都败光了，还害死过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死的时候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挥霍完第二个妻子的钱财以后，他虐待她，让她伤心致死，甚至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还试图掐死她……他还想把第三个妻子的心烤来吃掉，更不必说他犯下的其他杀人勾当了。大人，我向您磕头，求您开恩，大发慈悲，为我伸张正义，因为我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会一直向上帝祷告，保佑您长寿安康……”
　　我在这里编入的文本都属于同一类型，它们也很可能显得单调乏味。不过，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在起作用：所述之事跟叙事方式之间的差异；控诉者跟支配者之间的差异；所述问题的微小秩序与发生作用的巨大权力之间的差异；仪式和权力的语言跟充满狂怒与无奈的语言之间的差异。这些文本很有拉辛（Racine）、波舒埃（Bossuet）和克雷比永（C. Crébillon）等人的风格，但它们反映出一系列民众的骚动、不幸、暴乱和所谓的“卑劣”，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能够容纳它们。这些文本让流浪汉、穷苦人或者庸庸碌碌之徒在一个奇怪的舞台上亮相，他们在那里装腔作势、高谈阔论、慷慨激昂地发表长篇演说；他们必须身着各式各样的行头演出，好让自己在权力的剧场中引人注意。有时候，他们使人想起一群可怜又滑稽的耍把戏的人，临时往身上套些过时又俗丽的服饰，在那些从他们身上找乐子的贵族观众面前表演。他们把整个生活都赌在这场演出上：因为他们是在那些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权贵面前表演。他们就像塞利纳刻画的小说角色，一心想让身居凡尔赛宫的王室听闻其声。
　　有一天，所有这些不一致将会被一扫而空。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施加影响的权力将不再属于那个时远时近、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的君主，他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各种诱惑的对象，既代表着一种政治原则，也体现着一种魔法般的权威；权力将由一种精细的、有差别的、连续的网络构成，其中各种各样的司法、治安、医疗机构和精神病治疗机构密切关联、共同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话语，将不再像以前那样矫揉造作、粗陋而又夸张，而是在一种自称基于观察和中立立场的语言中发展。那些普通平凡的事情，将会交由富有效率但是毫无特色的行政管理机构、新闻机构和科研机构来分析处理，除非人们想走得远一些，他们才会在文学领域中找出这些事情的光辉之处。即使是在17、18世纪，人们仍然处于粗俗野蛮的时代，所有这些仲裁机构尚不存在：那些不幸者的身体几乎直接触及国王的身体，他们的骚动几乎直接与国王的典礼仪式相联系。双方甚至没有一种共同语言，恰恰相反，只有呼叫跟仪式之间的冲突，被告发的不法行为跟必须遵循的程式之间的冲突。对我们这些远观者来说，看到的是日常生活首次出现在政治法则中，形成一道奇特的闪光，绚丽夺目，但只要这些人和事转变成“事件”、事端或案件，这些闪光就会转瞬即逝。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重要时刻：一个社会将各种字眼、措辞、句子、语言程式出借给无名大众，好让他们能够讲述自身，公开地讲述自身。这种讲述具有三重条件：他们的话语是在一个界定完善的权力机制内发出并流通的；它揭示了先前几乎不为人所察觉的底层社会的存在；通过盛怒和利益导致的小冲突，它为权力提供了君主干预的可能性。跟这种话语相比，狄奥尼修斯的耳朵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原始落后的机器罢了。如果权力所做的一切只是去观察、刺探、侦查、禁止和惩罚，那么要摧毁权力无疑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权力同时还在煽动、挑拨和生产，它不仅是眼睛和耳朵，它还促使人们言说和行动。
　　这种机制对于新知识（savoir）的构成来说无疑相当重要。它与整个新的文学机制也并非全无关系。我并不是要说国王手谕标志着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而是要表明，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话语、权力、日常生活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文学也卷入其中。
　　寓言（fable）从它的本意上看，是值得用言语或文字讲述的东西。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日常生活只有经历传奇化的过程，并且经此改头换面以后，才有可能进入话语。一定会有英雄举动、丰功伟绩、冒险行为、天意或神恩，可能还有十恶不赦的罪行，才使得日常生活脱离自身。日常生活必须被打上不可能之事的印记，才可以被讲述。对常人来说，日常生活变得难以企及，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作为教训和榜样发挥作用。叙述越是显得非同寻常，它的支配力就越强，说服力就越大。因此，这场由寓言似的榜样构成的戏，最基本的特点就在于对真假毫不在乎。如果偶然有人谈到现实生活中不光彩的一面，那大抵也只是为了造成某种喜剧效果：仅仅这种讲述行为本身就引人发笑。
　　自17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目睹了一整套关于无名生活的“寓言”的兴起，但这种寓言排除了难以置信的元素。不可能性或荒唐无稽不再成为平常之事被讲述的条件。一种语言艺术诞生了，其任务不再是描述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要使那些没有出现的、不可能出现和不应该出现的事情进入我们的视线范围——它要讲述现实生活中最基本、最细微的部分。一种机制建立起来，迫使人们讲述那些“卑贱者”（l’infime）——那些没有被讲述、不配拥有荣誉、因而只能是“声名狼藉”的人，于是一种绝对的命令就逐渐形成了，它构成了一种西方文学话语中被称为“内在伦理”（immanent ethic）的东西。它的仪式功能将逐渐消失；它的任务将不再是真实地显示力量、恩典、英雄行为或强力的显而易见的光辉，而是探求那些最难察觉、隐藏最深、最难以讲述和表现、最可耻的、被严令禁止的事情。一种力图探寻生活中最隐秘但又最寻常的元素（尽管它有时也揭示命运的庄重形象）的号令规划了17世纪以后文学的发展趋势，自此而始，这种话语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因此，它不仅是一种特定的形式，也不仅是一种与形式的本质性联系，它是一种规约——我称之为“原则”（principle）——正是这种规约构成文学的典型特征，并将它自身的无限运动传递给我们，要求我们把讲述最平常的秘密作为义务。文学本身并不足以代表这个大方向，这种庞大的话语伦理；当然也不能将文学局限于话语伦理的范围；但正是在话语伦理中，文学找到了它的位置，它的存在条件。
　　由此，这种话语就与真理和权力产生了双重关系。那些非凡离奇的寓言传说只能在真假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然而，文学却在一种非真理的确定性的基础上确立了自身：它明确地以虚构的面目展现自身，但同时又力图制造出人们都能认可的真实效果。在古典时代，自然不做作的风格和模仿被赋予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文学阐释“真理”功用的最早方式之一。从那时开始，虚构的故事取代了寓言和传奇，小说挣脱了传奇幻想风格的束缚，并且只有摆脱这种风格才能得到更完善的发展。因此，文学也属于西方社会强制日常生活进入话语层面的庞大规约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它在这种系统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它决意探求日常生活中最隐匿的部分，越过种种界限，无情又阴险地将我们的秘密昭告天下，将各种规则和法典取而代之，强迫人们讲述难以启齿的事情，因此文学往往置身于法律之外，或者只在最低限度上承担起散布丑闻、逾越道德界限或鼓动反抗等责任。跟任何其他的语言形式相比，它始终是讲述“声名狼藉”的话语：它的职责就是要诉说那些拒绝被讲述的东西：最恶劣的、最私密的、最无可忍受的、最寡廉鲜耻的东西。
　　长期以来，精神分析与文学之间相互吸引，从这一点看来，两者之间的彼此偏爱绝非偶然。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样一点，文学的独特位置只是在某种权力系统部署（dispositif）之下产生的一种结果；在西方，这种权力部署渗透了整个的话语系统和各种展现真理的策略。开篇时我说过，这些文本可以被当做许多“小故事”来读。这无疑说得有些过了，因为这些文本根本不可能与契诃夫、莫泊桑或詹姆斯他们最不重要的故事相提并论。它们既不算“准文学”，也不是“亚文学”，甚至连一种文学类型的初始轮廓都算不上；它体现的是在动乱、喧哗和痛苦中权力运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话语。《曼侬·莱斯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