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语言恶女

印刷出版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大规模生产报纸和书籍的时髦新技术不但促进了识字率的提高，而且反过来创造了“语言需要标准化以便于印刷出版”的新需求。因此，英语的拼写和语法都得到了简化，最终，伦敦英语——伦敦是大多数出版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成了英语的标准形式。第一部英语词典也依照这种标准英语形式，于1604年编撰出版，当时它只包含了2449个单词；作为对比，《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包括补编在内，拥有多达47万个词条。
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从历史角度看，女性想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并不容易，在定义世界这件事情上她们很难拥有话语权。（尽管事实证明，从细节到整体，女性确实对语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独特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
我问牛津大学的女性主义语言学家、我心中的偶像德博拉·卡梅伦，英语到底是如何变得如此充满性别歧视的，它原本就是这样的吗？幸运的是，卡梅伦认为英语的DNA（元音和辅音）中并不包含性别偏见，但英语的惯常使用方式“表达（并再生产）了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的假设”。这意味着，好消息是英语对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并没有“天生”的偏见；但坏消息是，英语的使用者集体同意以一种强化现有性别偏见的方式使用它，而这种方式往往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我的父母在我十岁生日时送了我一本同义词词典，它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礼物。
接下来的十站，这位母亲都在讲述她的人生故事——讲她的移民父母，讲她小时候父母为她设定的、严苛到难以想象的言语标准——当我们在布利克街下地铁时，我敢肯定，下次她想教训别人不可以说“y’all”之前会三思。我其实倾向于相信她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le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stud”这个词原本是指雄性种畜，后来变成了一个俚语，指性感、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就连“dude”（兄弟，伙计，哥们儿）这个词也获得了地位提升，在19世纪晚期它是脏话，用来羞辱一个做作浮夸的男人，今天它是英语里最受宠的词之一。
“tart”（果馅儿饼；骚货）这个词也走上了相似的道路。它曾经被用来表示一小块馅儿饼或者糕点，但很快就成了对女性的普通爱称，后来又专指吸引男性的性感女人，到了19世纪晚期，它沦落为对不道德的女性或对妓女的称呼——“不道德”和性工作者之间不能画等号，特此纠正偏见。
更惨的是“bitch”这个词，前面简单聊过，现在我们来一观全貌。语言学家推测这个词派生自古梵语单词“bhagas”，意思是“生殖器”，随后以不同形式被吸收入拉丁语、法语和古英语，最终被用来指生殖器暴露在外的生物，也就是一般动物。在那之后，它的词义缩小到“雌性动物”，几个世纪之后，“bitch”被用来指代“母狗”。直到公元1400年左右它的意思才首次从“野兽”转变为“人”，出现在当时的文字作品中，被用来描述淫乱的女人或妓女，这仍然是它在英国英语中的主要含义之一。随后，“bitch”的词义演变为表示某种弱者或者仆人，例如“Go fetch me my tea，bitch”（去给我端茶，贱人），或傲慢刻薄、令人厌恶的女人；还有一个动词用法，意思是“抱怨”：“There are so many English words to bitch about，aren’t there？”（英语里让人想抱怨的词可真多，不是吗？）
几个世纪以来，“cunt”这个词一直单纯用来表示女性的外生殖器，不夹杂任何负面暗示；但是，就像许多其他指代女性气质的词语一样，它没能在词义转贬的洪流之中独善其身。尤其有趣的是，“cunt”的词义转贬过程与人类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土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创建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
20世纪70年代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朱莉娅P.斯坦莉（Julia P. Stanley）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语后，发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妓女—圣母”二分法的语言证据。她总共记录了220个俚语，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隐喻都是完全负面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这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其中一边：“献身”的女人被归类为荡妇，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则被咒骂为冰雪公主。与此同时，斯坦莉所收集的有关男性的大多数性隐喻——总共22个，正好是女性那组的十分之——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
表面上看，这些偏好似乎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但我想大多数语言学家会原谅我的。这是因为许多针对女性的俚语都朗朗上口，听起来很可爱。
如果你跟牙牙学语的婴儿一起待过就肯定知道——而且这份爱会持续—生。一个词说起来越有趣，就越会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这样的词拥有一个有趣的词所具有的所有发音特征，它们如此持久耐用就是必然。这并不是说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脑才想用这些诨名称呼彼此，而是经验证明它们的语音的确能带来愉悦感。
尽管“bitch”“ho”“dyke”“cunt”等词语仍然被用作骂人的脏话，但它们也已然演变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爱称，这往往也是一个词语经历收复再定义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这么叫自己，但你不能”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宽松。
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 如最新的“squad”（小队）、“f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bling”（闪亮，光彩照人）、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对“bitch”的积极的重新定义，也与嘻哈音乐界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紧密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人女性音乐人就开始用“bad bitch”这个短语来指代自信、有魅力的女人，而不是“刻薄或充满敌意的女人”
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t 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 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Y-K-E”骄傲地写在标语、运动衫和裸露的乳房上. 在街道上昂首游行的景象，无疑非常有助于这个词的词义发生演变。
在2016年的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全世界都听到唐纳德·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nasty woman”。不到24小时，这个短语就迅速被制成了gif动图、印上了一系列马克杯（我就有一个），还成了美国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的数字筹款活动名称。这群“网络暴民”只用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就成功地从最先说出“nasty woman”的男人那里抢回了这个短语。这种时候互联网真是酷爆了。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之所以令人困惑，部分原因在于“gender”这个词本身的词源。信不信由你，“gender”一词直到20世纪后期才进入主流英语词汇。美国历史英语语料库收录了从19世纪第二个十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四亿个单词，其中资料显示，大多数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使用“gender”这个词来描述人类。那个时候，它出现在对话中的频率从每百万词出现一次上升到每百万词出现五次。
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二十世纪中期）中的女性主义者非常强调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但严格来说，她们并不是第一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开始之前的几十年，由社会构建出的社会性别还是一个模糊的学术概念。
我们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使用语言来构建性别的过程之中——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她提出了一种叫作“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社会性别并不意味着你“是”谁，而是你“做”了什么。在巴特勒看来，当我们做某些事情，我们才成为“人”，在此之前，“人”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一个人是谁与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是“同步”产生的；当你在了解与参与社会实践的时候，你和你的社会性别身份就会同时浮现出来。
这些词汇（性别标签、词语）对于一些人来说很难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得明白，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你挑个新标签来代表自己，以此显得你时髦又前卫，然后在感恩节聚会上把家族里的老一辈们说得或气得晕头转向。”社会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创造这些不同的性别类型与人类对划分物种类型的深层次渴望——识别生物群体，将其分类，并试图找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是分类法的一种形式：我们创造这些标签来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的世界和我们自己。
在印度，“hijra”（海吉拉）一词指的是被认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一些美国人可能会将海吉拉描述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MAB）的跨性别女性。但在印度文化中，海吉拉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性别，在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性别角色，是不参与生育的神话人物，这使他们拥有了保佑别人生育或者诅咒别人不孕不育的力量。
印度尼西亚的布吉斯人有五种社会性别：女人、男人、“calalai”（错误的男人）、“calabai”（错误的女人）和“bissu”（神的使者）。“calalai”是AFAB，但呈现出男性化的性别身份；“calabai”是AMAB，但呈现出女性化的性别身份。“bissu”是“超越一切的性别”，意思是他们身上同时具有所有性别身份，在布吉斯人的传统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有时等同于基督教的司祭。
在美洲原住民祖尼人的部落中，有一种第三性别被称为“lhamana”，亦被描述为混合性别或“双灵”（Two Spirit），指的是同时以男人和女人两种身份生活的人。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种名叫5-ARD的罕见遗传性间性状况的出现率非常之高。具有5-ARD的婴儿出生时有可见的女性生殖器，但在青春期，他们的身体从脸到下体开始变得男性化，到成年时，他们看起来就是毛发旺盛、胸围宽大的男人。在多米尼加文化里，具有5-ARD的人被称为“guevedoces”，字面意思是“12岁的阴茎”。他们会被当作女孩抚养，但青春期一过，他们余生都被认为是男人，而且常常会起一个新的、男性化的名字。在多米尼加人看来，“guevedoces”不过是身体和思维突然变成“男孩”的“女孩”罢了。
（男人不在场时，女人之间怎么说话。）
（这不就是《厌女》里讲女校时所讲的嘛！女校的存在吗，对于女性更适应女性沟通方式，有好处，但一旦与男校合并，一切就都变化了。女性需要单性别空间，男性却似乎不需要。）
叶斯柏森的书就犹如这类医学教科书，只是研究对象换成了语言。纽约大学的语言学教授路易丝·O.沃什瓦里（Louise O.Vasvári）对《女性》这一章就颇有微词。“他的书里没有任何一章叫作《男性》，更没有《年轻男人》或者《老年男人》，或者任何少数族裔男人的独立章节，”她哀叹道，“因为《语言论》当然是男人的语言，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一章说，哦，这些女人和她们的语言多么有趣、多么奇怪。”
没有任何实证研究的支撑，仅凭他个人所知的关于女人的传闻，再加上流行文本的大杂烩，比如莎士比亚戏剧、杂志文章、匿名的法国谚语等，叶斯柏森就断言女人的说话方式比男人低劣得多，她们既不精通语汇语法，表达也不怎么高效。他的著名结论包括：“与男人相比，女人更常话没说完就突然中断，因为她们开始说话之前没想清楚自己要说什么”，“一般来说，女人的词汇量远不及男人”，以及“顶级的语言天才和最糟糕的语言低能现象在女人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伟大的演说家、最著名的文学艺术家都是男人”。
但有一个观点并不荒谬。叶斯柏森是最早提出如下观点的语言学家之一：人们说话的方式，以及言语如何被感知，可能和一个人是男是女（或者我们后来发现的性别光谱上的不同位置），以及这些性别角色如何被看待有关。
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自叶斯柏森的时代起，语言学家为以上问题找到了一些答案。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语言学家珍妮弗·科茨（Jennifer Coates）是研究“女生悄悄话”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年过七旬的科茨在性别和会话风格领域有超过30年的研究经验；尽管她从来不使用“女生悄悄话”这个短语，但她的研究为这样一个观点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即当女性身边只有其他女性时，她们的交流方式往往会有所不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创建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创建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跟叶斯柏森一样，洛克的这个论断也完全没有数据支持。然而，有大量数据支持的事实是，闲聊八卦是一种有用的、目标驱动的行为。我们的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曾解释道，仔细分析就能发现，闲聊八卦能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交换个人信息，让一个社交圈内的人相互熟悉；（2）使参与闲聊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结；（3）加强该团体对某些价值观或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女性高超的交际技巧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不仅限于使用模煳限制语这一个方面。另一个被忽视的技巧被语言学家称作“最小反应”（minimal responses），指的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听者所说的诸如“yeah”（是的）、“right”（对）、“mm-hmm”（嗯嗯）等小短语，来表示科茨所说的“积极的倾听”。
1995年，新西兰的社会语言学家珍妮特·霍姆斯（Janet Holmes）出版了一本名为《女性、男性与礼貌》（Women，Men and Politeness）的书，在书中她引用了下面的对话，对话中两个名叫蒂娜和琳恩的女人在谈论她们喜欢的老师。注意蒂娜说话时，琳恩运用的最小反应策略：琳恩总是在一个完整的意义单元的结尾，或在停顿间隙恰到好处地插入感叹词，永远不会强行抢过话头或打断会话，它们的作用是向说话者表达认同，同时表明听者在关注对方的叙述进展。这些感叹词使得会话富有成效，因为所有的“mmhmm”和“yeah”都代表琳恩对谈话的投入和对谈话内容的支持，说明她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一堵任凭蒂娜自说自话的墙。
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创建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入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
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
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整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话题在多个层面上向前推进。”
这种即兴演奏会式的轮转结构在全男性的会话中非常罕见。事实上，科茨发现男性会话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一个有助于维持其垂直等级结构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会话往往是交替的独白，或者是一名发言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言，其间没有任何打断，甚至连最小反应式的插话都没有。这个特点使说话者“成为专家”，并向别人展示自己关于某个话题的知识储备。科茨解释说：“因为大多数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每次一个人说’的轮换模式，所以多人同时说话被认为是反常的、企图抢夺主导权的违规行为。”由于这个原因，男人有时候就认为女人之间即兴演奏会式的多人会话是侵略性的，非常粗鲁。
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创建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t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创建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
如果吹嘘自己的胜利、讲低俗的故事、表达对孩子的不满，就相当于展示你没有化妆的脸，那么我很好奇，假如所有女人都同意不再使用睫毛膏，假如让世界上那些和奥托·叶斯柏森、约翰·L.洛克一样过度自信的男人们知道，我们可以和男人一样伟大、一样粗鲁，会发生什么？且不说我们会不会比他们更伟大、更粗鲁。
（破坏交流和对话中的权力结构，需要相应的语词和策略，还有练习）
（恶女游戏）
会说出这种话的不只小孩子。1999年，科茨观察了三个30多岁的英国女人之间的对话，她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在录音中，她们在讨论另一个朋友的孩子表现不好，特别是那个朋友永远不允许她们说自己孩子的坏话，这让她们觉得不高兴。“不可否认，”科茨说，“生为女性的负担之一就是被命令必须友善（nice）。”然而，在私密的谈话中，这三位女士放松了警惕，凭借一个“不淑女”的共同发现——用她们的话来说就是，她们发现那几个孩子“糟糕透顶”“令人厌恶”——加强了彼此的联系。
然而，无论我们最终做了多少研究，汇编了多少语料库，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女性最纯粹的谈话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女性感觉最放松的时候，社会期待仍然盘旋在她们的头顶上，导致她们总是下意识地检查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说话方式是否过于“后台”。科茨回忆起她录音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透露说，她幻想她班上的一个男孩“把发胶涂在他的阴毛上，然后梳毛”，此时她的一个朋友以不赞成的口气惊呼道：“劳拉！”不论谈话对象是谁，女性总有保持“正常”和“友善”的压力，这也是一直阴魂不散的桎梏。“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彻底摆脱保持某种前台姿态的需要。”科茨说。
拉科夫曾经提出一个理论：女性之所以在彰显权威时使用句尾升调，原因之一是她们有意地，或是下意识地训练自己这样做，这样她们就不会给人留下“专横”或“傲慢”的印象。按照拉科夫的说法，使用句尾升调可以让女性表露自信时避免因为听起来不“淑女”而受到攻击。我说话的时候也注意到自己会用句尾升调来缓和陈述句的语气，特别是在讨论一个有点争议的话题时，但我不认为这么做只是为了听上去不那么傲慢专横。相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自信地陈述自己观点的方式，同时也是向大家表明我态度开放、等待着别人的回应。我可不认为这是件坏事。
性别语言专家珍妮弗·科茨推测，之所以男性整体上较少使用这类“like”，可能跟他们对所谈话题的选择有关，她说：“与女性不同的是，男性整体上倾向于回避谈论感性话题。”一般来说，男性不会大大方方地表露内心，也不会轻易谈论个人问题，所以也不怎么需要用到这类模煳限制语。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
女性为何会以这种方式推进语言演化，我们尚且无从得知。一种假设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更多畅所欲言、展现才华的自由。对网络俚语的研究表明，女性使用的网络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描述性强的话题标签、表情符号、以及OMG和AF等有趣的缩写。另一种理论认为. 原因在于女性更善于社交，因此更容易捕捉到微妙的语言线索。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
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想起了女书！！！）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标准汉字迥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
（语言、社交、沟通是女性的本能。）
“与其他群体相比，从黑人英语中起源的俚语和新用法的数量多不胜数。”沃什瓦里解释道，同时引证了一些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不经意间窃取而来的流行词语，如“phat”（大码辣妹）和“fuckboy”（渣男）。“你可能疑惑，为什么弱势群体创造的语言后来会被多数群体拿去使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许是因为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把语言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的方式。想想欧洲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犹太人吧，他们创造了自嘲的‘犹太笑话’，其实很多幽默笑话都源自他们。”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或者说，偏见——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所以，如果有人因为不喜欢你在句子结尾压紧声带发出气泡音、经常说“对不起”或是其他语言特征，就批评你愚蠢可笑、想让你感到难堪，请记住：就算那些“正常人”不理解你，语言学家也会懂你、支持你的。毕竟，那些讨厌你的人可能只是在为你用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而感到痛苦。
北美原住民的阿尔衮琴语（Algonquian languages）有两个不分性别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谁使用哪个代词取决于谁在会话中处于更核心的位置。在这些语言中，你所使用的代词会随着你讨论的话题而变化。这个系统被称为“另指人称”（obviation）真是绝顶聪明的方案。
一个非常不理论化的例子来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迪尔巴尔语（Dyirbal）。迪尔巴尔语有四类名词，第一类是阳性的，第二类是阴性的，第三类专门指可食用的水果和蔬菜，第四类是指不属于前三种类型的任何东西。这种分类听上去十分简单明了，但奇怪的是在迪尔巴尔语中，一只动物总是首先被归为阳性，除非该动物明显比其他同类更有害或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被归为阴性。例如，在迪尔巴尔语里，鱼属于阳性名词，而危险的鱼，比如石鱼和颌针鱼，就被标记为阴性。所有其他可能致命的生物，以及任何与火、水、战斗有关的东西也是如此。“这种分类原理告诉了我们，迪尔巴尔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并与之互动的。”罗曼说。
（所以本来就是指两种东西，或者两种状态，却被语言学定为了阳性和阴性。）
尽管如此，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包括许多受人尊敬的作家，都选择忽略这个新的“he”，继续使用“they”作为不区分性别的单数代词——简·奥斯汀在她的6部小说中使用了整整75次。比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这句话：“But to expose the former faults of any person，without knowing what theirpresent feelings were，seemed unjustifable.”（但是，不知道别人现在的感受，就去揭露别人过去的缺点，这似乎不近人情。）再加上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主义者抗议说类指的“he”含有性别歧视，于是最终，语法权威们听从了民众的声音。今天，许多著名的语法参考书，比如美联社格式手册（AP Stylebook），以及脸书和加拿大政府等极具影响力的机构，都开始正式支持单数“they”的使用。因为大多数人都同意，在实际生活中，类指代词“they”比类指代词“he”更好用，根本不在乎语法书怎么说。
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 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很多男人觉得他们有权利评论女性的身体，有权利在会议上无视女性发言，或者以她们来例假、歇斯底里发作为借口任意打发女性？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因为他们缺乏共情。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在装傻罢了。因为研究表明，当性骚扰者被要求与他们的骚扰目标互换位置时，他们能够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们并不是行为欠考虑，然后被别人误会了意图，而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漠不关心。他们缺乏共情。这一切背后的深层问题，与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教导男人“是个男人”有很大关系。
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煳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2017年，喜剧演员彼得·怀特（Peter White）对街头骚扰者的荒唐辩解进行了精辟的纠正：“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当男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作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我们必须打破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男性气质传统观念。我们必须接受并真正鼓励男性在看到其他男性试图从语言或其他方面攻击贬抑女性时，同情女性、站在女性一边、站出来维护她们。就像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把自己作为人的原则置于兄弟之间的忠诚之上。”要让他们知道，把世界上任何不是男人的人当成入侵者是错误的。
马扎拉是个大忙人，他本可以忽略这两位女性，也可以告诉她们要练习如何才能更好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但相反，他试着通过改变推介会现场的互动模式来帮助她们，让她们的声音真正被听到：他设立了一条“不可打断”规则，这样任何人都不被允许在任何性别的人把话说完之前打断他们。事实证明，新策略奏效了，两位女性编剧的想法得到了倾听，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都提高了。
而在我看来，采用某些人认为“不合适”的说话方式和词汇，是你在语言方面可以做的最女性主义的事情。
理乍得·斯蒂芬斯博士（Dr. Richard Stephens）和他的研究团队已经彻底证明了我是对的。2017年，他们在《人格与个体差异》（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erence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格类型和日常习惯之间的关系的论文。对1000名参与者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斯蒂芬斯博士及其团队找出了不同人类特质与行为之间的各种关联，比如喜欢黄色笑话的人一般比较外向，喜欢在淋浴时唱歌的人更随和。但其中我认为最棒的。
多年以后，我在大学里学到了语音象征（phonosymbolism）的概念，即一些语音本身就具有意义并能表情达意，比如“chop”（剁，砍，噼）和“slap”（拍击）这两个词的读音本身就很刺耳，“slither”（滑行，滑动）读起来给人一种湿软黏煳的感觉，而“velvet”（天鹅绒）会让人感到柔和舒适。脏话里总有噼里啪啦的爆破音，让我觉得特别有趣，它们在语法上的“万能”也让我十分着迷。
叶斯柏森、拉科夫和其他许多现代倾听者没有意识到的是，女人和男人一样享受限制级语言的乐趣，女人的性别本质并不会导致她选择说“fddlesticks”（胡扯）而不是“fuck”。对现代脏话的研究一致表明，每个人说脏话时都一样激烈有力。唯一的差异是女性使用这些词的动机略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是有意义的。
纵观历史，有不少女性试图借用我们现有的脏话来展现她们自己的性和性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麦当娜会在舞台上大喊脏话，并模仿手淫，这让女性主义者和十几岁的男孩都很钦佩。“‘fuck’不是一个坏词！”在1990年的“金发野心”巡回演唱会上，她在数千名粉丝面前大声说道。“‘fuck’是个好词！有‘fuck’才有了我，有‘fuck’才有你们！……所以忘了它的贬义吧，好吗（o-fucking-kay）？！”
所以我最喜欢的策略是，那些觉得现有脏话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特征，也不能为他们的身体赋予力量的人，可以发明一套全新的脏话系统。比如，“clit”（阴蒂）这个词就具备了可爱脏话的所有特征——它像“dick”和“fuck”一样是单音节的，而且有爆破音。只要不说“suck my dick”，而是喊出“suck my clit”（吸我的阴蒂），那么女性（或任何有阴蒂的人）就能以一种发音上令人愉悦的方式翻转性别视角。正如弗里克所指出的那样：“‘clit’听上去是那种会主动采取行动的身体部位，骂人时再加上丰富多彩的措辞和正确的语调，那么羞辱威力可能会非常强。”“如果你想显得气场强大又诙谐幽默也可以这么做。或许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应该改口说“holy clit”。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
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女同性恋语言缺乏文献记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尽管在LGBTQ+解放运动之前，女同性恋者被逮捕的可能性较低，但她们要独立于男性生活也非常困难，这使得发明出一套系统完备、广为人知的暗语词汇也愈加困难。简单地说，整个社会让女同性恋者从一开始就更难找到彼此（这可能是格申·莱格曼根本不相信女同性恋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正如女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语言学家朱莉娅·佩内洛普（Julia Penelope）曾经解释的那样：“女同性恋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受到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忽视，导致她们一直是彼此孤立的。”正因如此，她们没有机会创建一个“能够发展女同性恋审美的、有凝聚力的社群”，佩内洛普说。
乔纳森·格林（Jonathon Green）领导了一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无疑是有史以来最“NSFW”的语言项目之一。格林是一位英国俚语词典编纂者，他仔细梳理了数千本13世纪以来的书籍、报纸、剧本、词典和其他书面文件，整理出了有史以来内容最全面、涉及面最广泛的生殖器词汇目录之一。该目录完成于2013年，共包含2600个词语，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词义全都指阴茎、阴道、睾丸或人类下体的其他部位。作为对比，这部目录中的词条比第一部英语词典中的总词条量还要多。
格林收集这些数据并不仅仅是为了好玩，他是在寻找规律。他发现的最显著的一点或许是，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推移，生殖器词汇所反映出的主题都那么一致，那么令人不安。正如格林在他的研究发表后不久告诉记者的那样：“阴茎通常被形容为某种武器，阴道被形容为某种狭窄的信道，性行为被描述为某种‘男人打女人’的方式。”这些恼人的比喻能存在如此之久绝非偶然。专门研究英语“下流话”的语言学家认为，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文化中对性的主流态度——即“性行为是插入式的”，“性行为结束的标志是男人完成射精”，“男人是好色的追求者，而女人是温顺的、无性欲的性对象”——只需看看我们想出的用来描述性的词语就行了。我们用来谈论性的那些令人不适的下流话，往往能清晰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中性行为的种种问题。
（私域和公域也不同，各有各的隐喻空间。公域是在形成共性，私域是在陈述微观行为。）
“总的来说，很明显，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我们对性和性别的看法，”他告诉我，“人们在异性恋正典的性别指称方面做出的探索的确表明，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文化价值观中最糟糕的部分。就像阴茎永远是插入性、侵入性的武器一样，性永远是暴力的；女人和阴道永远是被动的、缺席的，只是一个放置阴茎的容器。”
我认为人们喜欢“va-jay-jay”这个词的部分原因是，与其他许多表示阴道的俚语不同，这个词是女性发明的，感觉像是属于女性的。另外，这个词的发音比“vagina”更友好，当然也比“cunt”或“twat”（屄；娘们儿）之类的词友好得多。
将性描述为一种快乐体验，并将快乐体验与生育分开，承认女性有积极主动的性欲、是自信的性主体，而且性过程不必以勃起的阴茎为中心，这类话语将挑战并对抗现有的权力结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神话，一个讲述相互探索、交流、发现和彼此满足的神话，在其中，插入阴茎不再是最终目的，而是享受情爱的多种可能方式之一。
由此可知，如果一个人觉得“vagina”、“box”、“snatch”（捕捉器）、“boning”、“screwing”这些说法不能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身体或性别，同时让自己感到不适的话，他们当然可以把现有的性爱词汇扔出窗外，然后想出一套全新的表达方式。2015年，我问过我的一群顺性别女性朋友，如果她们可以给自己的身体部位重新命名，她们会起什么新名称。她们的回答有的蠢萌、有的骚气，比如“galaxy”（银河，星系）、“pooka”（妖怪）、“freya”（弗蕾亚）、“V”、“vashina”（“vagina”的变体）和“peach”。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性发明的短语是朗朗上口的复合短语“vaginal-cliteral-vulval-complex”（阴道-阴蒂-外阴复合体），或简称“VCVC”。
我也在网上做了另一个小调查，想了解一下当跨性别者和酷儿群体想用比专业术语更有趣的中性词称呼自己的身体部位时，他们选择了哪些词。感谢tumblr，我在上面发现了以下词语：“stuf”（材料）、“junk”（帆船）、“bits”（生殖器，巨乳）、“down there”（下面）、“front hole”（前洞）、“funparts”（快乐部位）、“venis”（高潮点）、“click”（咔嗒声）。
1984年，埃尔金出版了一部名为《母语》（Native Tongue）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
我向齐曼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问过德博拉·卡梅伦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英语的未来能有什么现实的期待。无性别中性代词要多久才能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我们真的能发明一套新的女性主义脏话词汇吗？我们会停止憎恶年轻女性、男同性恋者的说话方式吗？街头言语性骚扰和荡妇羞辱会彻底消失吗？
卡梅伦推测这将是一条崎岖的道路。“我认为无性别中性代词——或者至少其中的一个，‘they’——会传播开来，它已经在词汇系统里了。但我认为歧视女性的语言仍然不会变少，”她从牛津给我写信说.“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厌女症呈上升趋势的时代，人们的词汇使用反映出了整体的文化情绪。厌女症非但不会被抵制，反而会延续下去。”
在历史上，英语也经历过更大规模的进步运动——对于未来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当女性主义得到广泛支持时，比如20世纪70年代，语言便会朝着更加女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卡梅伦告诉我，“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为女性主义而战，拒绝被剥夺话语权。”
按照齐曼的说法，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女性十分清楚那些藏在我们的语言使用以及现有语言学研究底下的政治角力。齐曼说：“我们不能只是假装在冷静客观地做语言学研究，而没认识到这些事情已然非常政治化了，甚至我们可能还要对此负责。我认为这是一种整体动向……我们的作为会产生影响，而我们要为此负责。”也就是说，就像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过的那样，现在学术界和行动派也正联合起来，这将会是一股巨大非凡的力量。
（欧美人可以来使用中文，相对干净的语言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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