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创新、工资与财富》

尽管技术车间似乎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制造业中的“技能”这一概念挂钩，然而“技能”有许多层意思。除了生产能力外，熟练工和行会领头人与工厂工人在许多方面都不同。我们这里讲的“技能”概念，是指工人创造财富，尤其是通过新技术创造财富的能力。它还有其他含义，区分这些含义很有必要。
举例来说，熟练工和行会领头人在社会等级中占据着显著的中间地位，工厂工人则没有。“技能”有时意味着社会地位。19世纪的观察家倾向于认为工厂工人技能水平低，智商也不高。比如，对社会等级差别非常敏感的查尔斯·狄更斯，在1842年参观完洛厄尔工厂后，为英国读者报道了诸多“不可思议的事”：工厂女工能弹奏钢琴，她们几乎都从流动图书馆借过书，并且还出版了质量很高的期刊。他认为自己的读者也会觉得这些事不可思议，因为这些行为“超出了工厂工人的身份”。
手工作坊里的工作也许比工厂的工作更令人愉快。工厂的劳动力分工通常比手工作坊的更细，工人的自主权也更少。马克思认为新技术让体力劳动者不再思考。这一观点同样为19世纪的社会批评家约翰·拉斯金、托马斯·卡莱尔，以及威廉·莫里斯所认同。技术“几乎让所有的手工艺人变成了机器”。更现代一点的社会批评家，比如哈里·布雷弗曼和史蒂芬·马格林，则强调工厂工人失去控制权，因而“异化”（alienation）。“这些观点都很有意义，然而它们忽略了工厂工人为完成自己的工作所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术。更细化的分工并不一定会降低生产力。
（公司内最重要的是教学，而非工作。）
手工艺人在整个学徒生涯习得自己的手艺。学徒制提供了一种技能水平保障，而在工厂里学到的技能则未获得充分信任。工厂工人即使接受正式训练，通常也只是短期的：对于棉纺厂的织工而言，训练期通常只有两到三周。学徒期则通常要五到七年。7另一方面，工厂工人也通过非正式的训练习得技能。这比他们接受正式训练的时间要稍长一些，而且费用昂贵。因此，尽管工厂工人并没有正式学习过工业技能，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技能。要了解技术和技能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考虑正式的、有保证的技能获取方式。
经济学家习惯将“技能工人”定义为那些有着大学四年教育背景的人，这相当误导人。我们的社会由精英统治，因此我们也会想当然地将技能与教育背景挂钩。然而，要操作一项新技术所需要的技能，常常与大学里学习的知识没什么关系。大众对没有什么教育背景的工人的态度，与狄更斯的读者持有的偏见类似。当我们尝试去理解工业革命中所涉及的技能时，这一观点显得尤其过时。
（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亦常被称为非正式经济，是一个弥散于全球，尤其是在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据估计，全球超过60%的就业人口，即约20亿人，在非正规经济中谋生。）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是理解非正规经济的基石。根据ILO的界定，非正规经济指“所有由工人或经济单位从事的，在法律上或实践中未被或未被充分纳入正规安排的经济活动” 这一定义的核心在于其与“正规安排”的相对关系，即是否被法律法规、税收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等正式制度所覆盖或有效覆盖。）
（黄宗智教授是较早关注并强调中国“非正规经济”（或称“非正式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且常被忽视角色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这个以缺乏充分法律保障的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部门，并非边缘现象，而是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如此。）
（黄宗智的分析揭示了微观层面小农经济动态（如内卷化压力下的劳动力挤出，或去内卷化过程中释放的剩余劳动力）与宏观层面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扩张之间的因果联系。这意味着，从农村地区转化而来的劳动力（无论是由于内卷化地区的生存压力，还是去内卷化农业释放的富余劳力）构成了城市和工业部门非正规就业机会的主要供给来源。这种分析提供了一种更为整体性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乡村的社会经济转型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直接联系起来。它挑战了那些单纯从城市或工业视角出发对非正规经济的解释，凸显了其深厚的农业根源。）
学习曲线还被运用于在许多新的制造厂上。在这些情况中，曲线反映的是整个制造厂单位劳动力的平均产出，而不是个体工人的生产率。采用新技术的工厂的曲线显示，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在几个月的时间力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造厂的学习曲线引起了管理顾问的注意。他们提出策略，让厂商能够利用学习曲线，削减开支，主导市场。
（MBB的开端。）
（张忠谋的访谈里讲述过他亲历了学习曲线的验证和提出。）
一系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技术推行过程中，学习至关重要。
今天，没有参与工会组织的蓝领炼钢工人仍然拿着相对较高的工资，想必是由于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工会当然很重要，但其长远影响力明显是其成员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副产品。当知识被淘汰后，工会将迅速失去力量，正如曾一度强大的国际印刷联盟（见第七章）。技术知识才是关键，不管有没有工会的存在。
（新技术并不分享收益，护城河和定价权才有收益。）
这就是技术知识的悖论：因为新的想法可以低成本复制，技术创建起了一个国家的总体财富，但技术要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创造财富，就得要求新技术知识不能被轻易复制。想法能够被复制，使得增加相同投入能催生更多的产出，但普通人分享不了那些额外产出，除非他们拥有在别处找不到的有价值的知识。当技术知识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时，它便可以获得显著回报。
（能力）
虽然人力资本是一种大众财富，但这种财富并不总是流向工人。20世纪60年代，加里·贝克在其关于人力资本开创性的著作中解释道，工人也许具有技能和知识，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技能和知识所产生的利益流向了他们的雇主，利润增加了，工资却没变。雇主有时会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只要这些受过训练的工人继续工作，雇主就要拿回报。在这些情况下，产出和利润都增长了，工资却保持不变。这一观点对于理解技术在过去如何影响工资，以及如今如何让工资停滞不前非常重要。
等待标准化
（巴菲特的逻辑是不等待，找已完成技术内化（即从个体那里垄断了技术），有市场，已标准化的行业）
为什么纺织技巧这么久才标准化？我们看到，有许多因素会推迟技术的标准化。例如QWERTY键盘的主导地位，发展了几十年才显现出来。除了纺织厂之间的地理距离，还有许多因素导致了技术标准化的延迟：
1.更新换代太快。2.标准的竞争。3.组织变革。

被遗忘的故事：发明家曾分享知识

“开放式创新”被描述为一种“新典范”，它突破了过去公司对其创新保持完整专有权的控制。当然，开源软件和免费软件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但创新者之间的知识共享，特别是在技术的早期阶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或工业革命期间，甚至更早。
这是一段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的历史。教科书和博物馆经常描绘发明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秘密，不让模仿者知晓的情形。比如莱特兄弟，他们将第一次飞行的消息保密了好几年，以争取时间申请发明专利。然而重要的证据表明，发明家经常分享他们的知识。在成功飞行前，莱特兄弟曾在一个活跃的国际发明家和科学家联盟上积极分享自己的知识，该联盟公开报道和讨论不同飞行器设计的优点和局限。
尽管很难获得早期实践的书面材料，但经济史学家开始拼凑一幅更完整的知识分享的图景。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推测，知识共享其中一种形式“集体发明”，可能是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源头”。
在工业革命之前，工会对创新的支持有固定的传统，在那个其他传播方式受限的时期，它积极推动技术知识通过成员间一对一的沟通来实现共享。19世纪的英国，在许多关键技术上，都记载有知识共享，包括用来炼铁的高炉、康沃尔郡矿区的高压蒸汽机、纺织设备、伦敦燃煤房的建造，以及土木建造。在19世纪的美国，棉纺织业、西式蒸汽船、高压蒸汽机的发展，以及造纸、转炉炼钢中，都记载有知识共享现象，常常在机械工人中进行，包括那些发展了可互换零件技术的工人。此外，在美国和英国，知识共享被广泛地用于农业，它催生了轮作方法，并在小麦、棉花、烟草、苜蓿、玉米和牲畜上产生了大量的生物学革新。
最近，研究人员发现了小型钢厂和其他行业之间的知识共享：早期的数字无线通信、个人计算机、手术过程，从体育设备到实验室设备大范围的用户革新，当然还有自由与开源软件，它们都受益于知识共享。
虽然许多参与共享技术的创新者明确不要专利，但这种共享本身就伴随有一些专利过程。许多早期的美国机械师虽然拥有专利，但只对下游地区的制造商使用，而不会将其用在与自己共享知识的机械师身上。使用转炉炼钢法的工程师们积极交换知识，定期会见竞争工厂的工程师，发布技术公告。伯利恒钢铁厂的首席工程师称这群人为“有爱的兄弟组合”。但所有这些工厂都持有转炉炼钢的专利授权，并且是专利联营的成员。通常，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发明者而言，专利既无利可图也没多大用。
这一切随着技术的成熟而改变。许多技术似乎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模式：在一种知识共享和专利申请稀少的管理体制之后，总是紧跟着大量的专利申请和专利实施。苹果电脑每两周左右就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共享其苹果一代和苹果二代的设计和功能，获得有价值的反馈。公司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只申请了14项专利。2012年，苹果获得了1236项专利，并涉及超过100起关于在其智能手机专利的诉讼。史蒂夫·乔布斯曾说：“在窃取伟大灵感这方面，我们一直都是厚颜无耻的。”这些伟大灵感包括图形用户界面、MP3播放器、平板电脑，苹果公司对其吸收后进行了改进。一些愤青指责苹果过河拆桥，用专利来阻止他人跟随它的足迹。这一模式在其他科技大佬身上也很明显。微软直到1986年才首次获得专利，那时它才成立11年。如今，它有超过2万项专利，并积极实施这些专利。高通是如今最为著名的有着大量专利组合的公司。但在数字无线通信技术发展的早期，高通的创始人自由分享了他们的技术，包括如今一种广泛应用于手机的解码算法。
（无耻攫取）
相同的模式在过去也可以观察到。在1903年飞行成功实现前，航空技术一直在国际发明家组织内被广泛分享。在美国，紧随知识共享的是一段积极诉讼时期，这导致了一场具有高度破坏性的专利战争，没有人能够在不违反他人专利的情况下生产一架飞机。这些阻碍使得航空发展在美国停滞了十年，直到迫切希望飞机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府迫使交战双方组建起了专利联盟。
大多数的知识共享都是有局限的。通常它们只在某个地区持续十年或二十年，有时只限于一个社区内的机械师或工程师。多种因素导致了这些共享时期的结束。一些是因市场崩溃或产业结构改变，导致社区分解。也许正是这些时期的短暂，历史学家忽视了知识分享的重要性。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然而，尽管只持续了十年或二十年，这些时期使得关键技术得到了巨大改进。

早期技术专利的有限价值

（波士顿制造公司1821后没有申请任何专利，但在工厂内部电力传输等领域做出了关键创新，这些创新没有专利，在行业内扩散，成为新厂的建设标准……）为什么改变会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因为专利没有产生更多的利润。波士顿制造公司的专利在织机上使用，只一次性收取15美元的费用。如果波士顿制造公司建起一台专利织机，它能一次获利35美元。但如果把这台织机投入生产，它的年利润总额将超过200美元！织机的一次性专利使用费不到将这些织机投入生产产生价值的1%。波士顿制造公司没有理由让自己的机械师为别人建造织机或支持顾客购买其专利权；这些机械师为波士顿制造公司或它的姊妹公司建造织机会更有价值。所以波士顿制造公司重新规划了方向，不再将重心放在专利上。
这一改变并不是说专利制度就失败了。每台织机15美元的专利使用费，与19世纪之后几十年专利联营所获得的版税比起来，已经相当不错了。”即使专利使用费涨到两倍或三倍，与波士顿制造公司通过使用这些织机获得的利润比起来，仍然相形见绌。
专利本身和使用专利产生的利润之所以会有差异，和“温柔”竞争的原因一样：缺乏技术和知识渊博的机械师、管理者和工人。另一家工厂可以从波士顿制造公司那里购买织机专利权，但这些专利的价值，只有在工厂有机械师能建造、安装和维护织机，有管理者可以组织生产，有工人可以学会如何有效操作这些设备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来。知识和技能比想法更稀缺。
出于类似的原因，独立发明家可以赚取专利的利润，但这些利润很有限。艾勒·德雷伯发明了一款成功的伸幅器，并为之申请了专利，将其卖给了制造商。但是德雷伯从自己的发明中只获得了一小部分收益，因为与独立发明家比起来，纺织品制造商占据了贸易谈判的有利位置。
因为专利价值有限，大多数动力织布机的关键创新在最开始的二十年间都没有申请专利。然而，创新者在技术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从1814年到1835年，一名织工织出一码粗布的时间，从40分钟降至8分钟。减少的时间里，只有三分钟——约占10%——归因于专利发明。

为什么共享如此常见

产生分享机制的条件也为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创造了机会。动力织布机的起步企业并不是主要靠专利许可，或是销售独家专利保护产品来赚钱。它们通过这种技术的使用者（纺织厂），或通过承建和安装它（机器商店）来赚钱。
今天，新兴技术的创新者常常通过担当用户、顾问或承包商来从其知识中获得回报，而不是以一个排他的专利权人的形式。有时他们会与政府采购项目合作。更为常见的是，大多数对软件的商业支出，并不是在预先打包好的软件产品上，而在其承包或内部开发上。公司会提供免费的开源软件，比如数十亿美元的红帽公司，即使他们提供免费软件，也能基于其互补性知识而获利。由于新技术的主要好处常常来自使用它的过程，而不是将其卖给其他人的行为，所以许多创新者同时也是使用者，而不是制造商。
技术的生命周期能帮助解释工业革命期间专利作用的疑惑。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更有势力的财产权，包括专利，是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然而研究此阶段专利作用的学者，却难以找到专利激励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证据。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发明家并没有受益于专利。经济史学家佩特拉·莫泽发现，在1851年的水晶宫里展览过的发明，只有11%在英国申请了专利，15%在美国。大多数英国专利似乎都来自技术创新相对较少的领域。
一旦我们意识到此时技术知识正处于短缺状态，这一悖论就得到了解决。知识短缺意味着专利通常还不足以产生利润，一些创新者，如第一批纺纱厂的建造者之一理查德·阿克赖特，他从纺纱厂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即使不实施专利，也有利可图。阿克赖特在纺丝技术上获得了专利，但在法庭上被宣布无效。

促进分享的政策

鉴于新成立公司所面临的特定条件，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鼓励他们创新？通常，专利只能给专利权人带来有限的价值。我们常常听到的，小型创新者只能通过专利来保护利润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当然，专利不一定会妨害技术的起步，尽管有时它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讨论这一问题。但除了专利，鼓励知识共享的政策也能促进创新。
独立创新者和公司以各种方式交流技术知识：行业协会、技术出版物、聚会和讨论会、非正式交流、承包、咨询、许可、招聘，以及人才交流。政府政策可以显著影响这些活动的性质和范围，有经验表明，它会对创新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在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家安娜·李·萨克森宁开始研究硅谷科技公司和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科技公司的不同命运。在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地区建立起了大量的新技术公司，涉及计算机、电子、半导体。两个地区都有许多顶尖工科大学扎根，且都在沿海地区，都得益于政府与研发相关的采购项目。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们的命运之路走向了两个方向。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的顶尖计算机技术公司——DEC公司、DG公司、王安电脑，以及 prime公司——都走了下坡路，而硅谷的公司则欣欣向荣，包括惠普、英特尔、太阳微系统公司，以及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从1975年到1990年，硅谷产生了15万个新的科技工作，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只产生了5万个岗位。
基于大量的采访，萨克森宁找到了企业间如何交换知识的关键区别：
硅谷形成了区域性的网络型工业体制，能够促进涉及复杂相关技术专业生产商的集体学习和灵活调整。该地区密集的社交网络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激励着实验和创业精神。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又通过非正式沟通和协作行为共同学习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技术。
不可避免地，这种模式让人想起了200年前的机械师关系网。与此同时，128号公路却被几家大公司所主导，它们几乎不依赖外部供应商，本身文化中的保密和企业忠诚度等因素限制了与其他公司进行知识交流。知识共享被限制，这让其在适应迅速变化技术的能力上大打折扣。
这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个州法律差异的结果。法律学者罗纳·吉尔松和艾伦·海德指出了其在对待就业协议上的重要差别。根据加州法律，阻止一个员工在离开职位后去往同一行业工作的协议是无法被强制执行的。在马萨诸塞州，这些协议经常被强制执行。法律上的这个区别意味着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渠道，即跳槽，在马萨诸塞州实际上是关闭的，或者至少是受限的。因为公会鼓励老员工在不同车间工作学习，工人跳槽一直是交换知识的重要方式，尤其是那些通过经验才能习得的隐性知识。后续研究已经证实，在非竞争协议上的执法差异，影响了员工的流动，进一步影响了一系列创新措施。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非竞争协议会刺激新知识的开发——公司可能更愿意在员工的知识上做投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会带着它去竞争对手那里。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份强势的非竞争协议减少了员工自己在新知识上投资的动力。过于广泛的非竞争协议实际上破坏了就业市场，因为它阻碍员工在其他地方的同行业岗位上运用自己的技能。正如第六章中讨论的织工一样，一个繁荣的劳动力市场会让工人从自己在技能和知识的投资中获得最大利益。同时，非竞争协议还限制了早期技术中新知识的诞生，因为它限制了知识共享。
事实证明，知识共享和员工激励往往比雇主激励更重要。研究表明，在那些不执行非竞争协议的州，重要员工的工资更高，他们更可能获得奖金和其他激励薪酬。也就是说，员工更乐意在新知识上做投资。在这些州，企业在每位员工身上会投入更多的资本，进行更多的研发，风险资本投资催生出更多的创业企业、更多的专利，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没有会导致在工人知识上做更多投资的强制行为，雇主在互补性资本和研发上的投资也会增多。而非竞争协议对成熟的公司可能有利，但它抑制了早期技术的发展。
其他法律也会影响员工频繁跳槽，以及知识的交换。例如，如果商业秘密法被运用得太广的话，员工就不那么容易跳槽。商业秘密法对保护雇主在特别秘方上的投资很重要，例如可口可乐的配方或软件程序的代码。但在过去二十年里，商业秘密法在很多州被扩大了，包含了更多的信息，比如员工的技术诀窍以及不会运用于商业的信息。在一些州，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前雇员都被假定会窃取商业秘密——前雇员被阻止到竞争对手那里工作，因为判定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向新雇主泄露秘密信息。这些很像员工非竞争协议的法律，甚至对没有签订这种协议的员工都起着作用。正如非竞争协议一样，有证据表明，商业秘密法的扩大破坏了就业市场，限制了知识交流。当一些州如提到的那样扩大了商业秘密法的范围，技术员工换工作的频率更低，他们的工资降低了，企业也减少了州内研发费用。
最近商业秘密法的扩张显示出了一个更严重的政策倾斜，即以牺牲员工动力为代价加大对雇主的激励。雇主使用非竞争协议和商业秘密法来限制员工权利的规模越来越大。在美国，现在大约一半的技术人员被要求签署非竞争协议。而曾经几乎只有重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才会签署非竞争协议，现在却连大量的普通工人也要签署，甚至包括瑜伽教练和夏令营教练。此外，雇主更乐意起诉前雇员。涉及非竞争协议和商业秘密法的诉讼案件自2000年以来几乎增加了两倍。
这一倾斜意味着对维持多年的历史平衡的背离。在19世纪初，员工保留他们发明的所有权，除非他们特别签署了合同将专利权授予雇主。到20世纪早期，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法律将专利权默认给了雇主。这在激励雇主对研发进行投资方面被证明相当重要。虽然员工被限制不能将商业秘密泄露给其他公司，但他们可以自由寻找其他工作，而这些工作可能会使用到之前工作中习得的技能。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政策极大地扩大了雇主对员工知识的控制权。
这些政策变化可能对整体的员工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历史上看，美国人口搬迁和换工作的频率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频繁。但是工作流动性在过去的二十年大幅下降。员工换新雇主和换新职业的比率都下降了。当法律限制了工作的流动，他们就破坏了劳动力市场及创造和传播新知识的经济激励。工人在工作中习得的知识——不管靠自己还是靠与他人交换——对新技术来说都至关重要。政策的倾斜，阻碍了员工行使自己知识的权利，进一步阻碍了受益于新技术的利益流动。
1845年，他（鲁弗斯·波特）创立了一份针对机械师和制造商的周刊，它被认为是“美国唯一服务于这些阶层利益的出版物”。每期的内容都包含：
新发明、科学原理和稀奇的玩意儿。除了最有趣的新闻事件外，还包含机械和其他科学进展，美国等国家的改进和发明，美国专利目录，关于机械学、化学以及建筑学原理的科学论文，各种艺术和交易中有用的信息和指导，有趣的哲学实验，各种情报、音乐和诗歌。
（全球概览啊！）
波特将周刊命名为“科学美国人”。虽然他很快就将其卖掉了，但周刊的发行是成功的，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对发明很痴狂。机械师、制造商和农民都想跟上最新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许多人和波特一样，也是发明家。
专利在发明的大众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操作机械设备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变得标准化，大量的人可以进行技术创新。他们很容易获得专利，因为申请专利的费用相对较低，并且过程也不复杂。经济史学家佐里娜·卡恩认为，美国的专利系统让民众的参与相当便捷，能够帮助培养小的发明群体的创造性。
（信息的共享，思考的共享，实践的共享。）
美国国会通过的小企业投资法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监管改革允许养老基金用于风险投资，这推动了经济繁荣。
这些因素互相促进。例如，风险投资需要一个独立创业公司可以进入的市场，这反过来取决于可用的人才愿意离开他们当前的职位加入创业公司。这些因素还受美国文化特征的影响，比如看重个人自主权和流动性的价值，以及对等级制度的毫不在乎。日本文化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些政策。美国的政策、文化，以及过去的实践结合起来，培育了新兴技术领域的创业企业和成熟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
然而，它们并不是唯一促进大规模技术知识习得发展的政策和体系。这一套政策和体系也不是适合所有技术。那些第一个进入市场的行业天生自带优势，比如软件行业，鼓励创业企业和新的市场进入者至关重要；最先掌握新技术，可能会让一个国家的产业抢占主导地位。但这一优势对于其他技术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例如，在成熟行业，技术变化缓慢，比起交易双方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供应商，自给自足的大公司可能会更好地协调和整合新知识。例如，在汽车行业，比起美国公司的专业汽车工程师，日本的产品开发模式允许附属于大公司的工程师获得更广泛的技能和知识。
然而，美国的创新系统似乎在新兴技术和成熟技术之间达到了一个平衡，这使得美国企业在汽车和软件领域都获得了成功。
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美国纺织业招聘年轻的未婚女性，她们离乡背井，住在公寓，和纺织厂其他工人一起工作。这是一次大胆的社会创新。
年轻女性在工业化中的角色似乎是次要的，但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是日本棉纺织业机械化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她们在其他机械化行业的早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史学家认为，年轻的未婚女性之所以被招募进工厂工作，是因为她们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机会。由于没有多少选择，她们愿意拿着相对较低的工资在工厂工作。由于早期技术最开始往往赢利很少，女性的低工资给了制造商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成本）
（其实就是非正规经济！经济体中暗物质的能量。）
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将削弱政治制度对大众需要的响应能力，从而妨碍我们推行新技术能力的政策。最富有的那0.1%的人口所掌握的财富的增长份额可能会引发埃兹拉·克莱因所谓的“寡头政治的恶性循环”：集中的财富能购买政治权力，从而通过降低税收进一步增加财富，这会让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加集中到富人手中。”另外一些人，如托马斯·皮凯蒂看到，这一集中的财富，会破坏民主的合法性。“皮凯蒂建议对富人征收全球税，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然而，今天抑制中产阶级工人工资增长的政策，由比那顶尖的0.1%人群所关注的利益更广泛的利益所驱动。那些游说提高职业许可教育要求的专业协会，并不由亿万富翁组成，也不是由那些争取开放标准的国防承包商或电子医疗系统供应商的大多数股东组成，也不是由那些反对拨乱反正专利系统的律师组成。这些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肯定生活富足，但他们不是亿万富翁。0.1%顶层人群的相对财富对普通工人的经济健康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恢复工资增长的障碍可能更多来自由我们的金钱支配的政治制度所引起的更广泛的机能障碍，而不是那些巨富们的特定角色。
政治影响力在当今扮演着和过去不一样的角色。卢德派试图阻止新技术和工厂系统的侵入。但是他们是贫困的工人，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结果他们收效甚微。今天，专利律师、国防承包商和专业协会从推迟新技术推行和限制就业增长的行动中获利。他们并不是有意想要延迟技术，但在广泛损害普通工人和社会这件事上，他们的游说团比卢德派更成功。
然而即使施行了最佳政策，向新知识和新体系的过渡仍然很困难，这是因为技术生命周期循环很慢。大量的普通工人以及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需要学习许多东西，而且这些知识中很大部分在当时只能通过实践来学习。信息技术似乎使这种学习变得特别困难，因为它会影响很多不同的职业，某些行业变化迅速，对于新的知识和新的标准一直有需求。获取推行信息技术所需的知识，是社会要解决的难题。普通工人的实践技能200年来一直是广泛共享财富的源泉，而强大国家的经济实力建立在人民的技术知识之上。为普通工人提供获得技能和知识的方法，来推行如今的新技术，经济回报不仅会增长，还能被广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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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09 Arlmy 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