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将这个新版本献给我的三个孙子，他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我对这个他们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否能达致公正、和平、美丽，怀有深重的忧虑。
  • 技术是一个系统。
  • 技术包括组织、程序、象征、新词汇、等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种精神状态。
  • 根据协同一致的实践活动和使用工具的类型来定义一个群体，这一历史性进程是强有力的。
  • 技术不是蛋糕上的糖衣，技术是蛋糕本身的一部分。
  • 大多数现代技术改革包含了控制
  • 规定性技术就是服从的设计
  • ……这些规范性技术是极其有效又极具影响力的，与之相伴的是巨型“社会抵押”，这种抵押指的是我们生活在一种服从的文化中，我们比以往更习惯于接受“正统”，视之为正常，也更习惯于接受行事的方式只有一种。
  • 生产模式/规范性技术 vs 生长模式/整体性技术
  • ……就旁观者看来，新现实催生了一种“在场”感，即在一定程度的感知上，人们成了参与者而非观察者。
  • 近处正被远方打败
  • 工业布局设计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带来更大规模、更可预测的产量和利润，不如说是为了阻止不受欢迎、不可预测的发明的出现。
  • ……指导这些（应对不可规划的事的）计划的整体性策略，多半是为了将可能出现的祸患最小化，而不是为了将收益最大化。
  • 道德上的不发达
  • “自然与人的语境”，“……语境并非一种被动的媒介，而是一种极具活力的人类对等物”
  • 将许诺的解放变成奴役的，不是技术产品本身……而是促使人们使用这些产品并对它们产生依赖的结构和基础设施。
  • 在任何时候辨识基本变量的能力
  • 我想再次强调，真实世界中的技术发展是多么频繁地贬损了人的维度。
  • 我们的工艺品……将会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和选择
  • “共同理解”与“抗议”
  • “经济账簿”记录纯经济盈亏、“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影响账簿”记录人与整个社群的盈亏、“环境账簿”记录自然的健康与生存能力的盈亏
  • 工作和娱乐彼此缠绕，甚至融合在了一起；而社会公正则由人们对商务、娱乐和政治的赛博空间的介入程度所决定。
  • “相互作用”
  • ……同步性和共享模式则为垂直切面提供了大量的内聚力
  • 当人们不再共同工作、建造、创造和学习，当完成一般性工作的过程中人们不再分享工作顺序与结论，那些洞察、信任与合作，那些经验与警告将在哪里？将如何被学习与传承？

P96

​ 或许我该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放到一个大体的框架中予以讨论。由此，我想先区分这样几组概念：可分割的收益与不可分割的收益，可分割的成本与不可分割的成本。听起来似乎挺学术的，其实不然。我来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如果你有一座花园，而你的朋友帮你种了一大片番茄，收成以后你尽可以把成果分享给帮过你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你所获得的就是可分割的收益以及对该收益的分配权。那些没帮助过你的人，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再看另一个例子，如果你和你的朋友费了很大的劲来对抗污染，终于成功改变了一整条街的电池回收状况，那些帮过你的人自然会得到好处，但那些没帮过你的人也能从中得到好处。在这个情况中，你和你的朋友获得的便是不可分割的收益。
​ 通常来说，我们会认为参与社会中那些提供不可分割收益的事物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因为毕竟政府的相关机构是由税务体系资助的。这些不可分割的收益既包括正义与和平，也包括清洁的空气、卫生环境、饮用水、安全的道路、平等受教育权。而从法庭、学校到监管系统和执法系统的诸多公共机构或体制，都是为了完成这些公共任务而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历史上出现了这样的概念，公民放弃了一些他们的自治权（以及一些金钱），向国家换来了换来了其对“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保护和提升，这里的“共同利益”，便是不可分割的收益。
​ 技术改变了政府对其公民负有责任这一概念。公共基础设施促使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成为可能，但同时，它们也越来越频繁地变为通往可分割收益的道路。由此，公共财政为私人部门获取可分割收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与此同时，本应是不可分割收益之来源的国家，其状况日益恶化，而不可分割收益得不到保护。
​ 让我具体来说说吧，当今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全球环境破坏问题，其罪魁祸首便是代表技术及其可分割利益的基础设施的演进，盖过了政府保护关于不可分割收益之资源的相应义务。全球环境恶化的情况能否成功扭转，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明晓并加强政府在保卫世界不可分割收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义务。
​ 许多与技术进步和合宜的基础设施的供给有关的政治决策，都是在技术层面做出的，与公众监察八竿子打不着。但这些决策的确包含了政治偏见和政治优先次序，从技术上来说，这些都是无需言明的。就公众知情而言，只有当规划和设计被执行和使用时，决策的本来面目及其隐藏的政治议程才会变得明显，当然，此时再对规划做出改变已经太晚了。

P166

​ 工业革命之后，政府在促进和支持技术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开始公开资助从铁路到配电网再到财政和税务架构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大规模地支持技术发展系统的运行，没了政府，电话、汽车、计算机这样的发明是不会出现，更不会为人所接受的。
​ 在这个关键点上，我强调了可分割收益与不可分割收益、可分割成本与不可分割成本之间的区别，并指出政府在持续提供技术支持架构的同时，忘记了自身的传统权限，即将“普罗大众”当作一种不可分割收益来保护。我在前面也讨论了得到公共资助的基础设施是多么频繁地被用作通往可分割收益的道路，以及用于增加私人与企业的收益。与此同时，那些我们共有的东西（那些作为不可分割的人类利益之资源）——比如清洁的空气、未被污染的水以及自然资源——却越来越不为权力机构所保卫。
​ 随着规范性技术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技术已然像一种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样占领了一切——规划成为主要的政策工具。基本上，政府规划也好，企业规划也罢，无甚区别。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规划者和被规划者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既有那些发展规划的人，也有那些不得不遵照规划行事的人。
​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确在原则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划策略：有使收益最大化的规划策略，也有使祸患最小化的规划策略。
​ 我认为有必要强调“环境”的概念其实包括两个彼此分离的部分。其中一个指的是人为建构的环境，它完全是技术的产物；另一个则是自然，它并非技术之产物。我恳求，我们应该摆脱以自我为中心和以技术为中心的思维，不再将自然视作与其他基础设施一样，可被调整和使用。

P173

​ 你看，如果有人抢劫了商店，那他就是犯了法，国家会做好准备将他缉拿归案；但如果有人从普罗大众以及未来那儿偷了东西，国家会视之为企业行为，会欢呼雀跃，给他们点儿税务特权，而不是逮捕他们。我们真的急需对正义和公正概念进行扩展，将对未来的抵押也考虑进来。托马斯·伯格把他的质询视作对自然环境的一种介入，但这是很少见的情形。在技术性的思虑中，无权无势者的声音是很难被重视的；家庭单位中“削减一方面的开支，选择另一方面”的实践是无法在公民社会中找到对等模式的，要不然今时今日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怎么会存在。
​ 你或许会说，做出这样的改变，需要为政策提供一种真正与以往不同的正义和公正概念，而这是很难实现的。你也许还会说，技术体系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很难发生这么彻底的改变。我绝不接受这种说法，历史并不缺乏深刻的巨变。奴隶制和童工都被废除了，女性的地位也发生了急遽变化。我认为，这些改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大众对正义和公正的感知被冒犯——比如，将人当作附属品或者剥削儿童、女性和少数族裔——一个改变的时间节点自然就会到来。对那些认为奴隶制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该制度不再被经济所需，女性解放是因为工厂需要她们的人，我只想说：“留神。”我认为，这些事件的序列很可能是不同的。在对原则提出异议的基础上，当一个已经确立的社会实践越来越不为人所接受，这时——或许也只有在这时——另一种社会实践方式才会被发现。从那时起，人们需要做的工作将以异于以往的实践方式完成，也就是以人们更能接受的方式完成。
​ 我坚定地相信，当我们发现技术真实世界中的可质疑之处时，我们应该依照原则，依照正义、公正和平等对其提出异议。我们最好能从原则上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担忧，而不是试着强调实用主义的解释。比如，反对的实践同样可能是低效的、不适宜的，或者具有污染性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实用主义层面强调人们的选择，很可能会将特定技术立场底下的价值判断隐藏起来。
​ 今天，技术价值已然灌满了大众的意识，“有效的才是正确的”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与此相对，当人们认为某件事是错误的时，他们往往是批评某种实践是低效的或者反生产的（后者自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我在此极力鼓动的社会语境，是那种会从技术性思维中跳脱出来，在全球范围内关注正义、公正和平等的语境，一旦我们在原则基础上对技术性实践提出质疑，而且有必要的话，直接进行抵制，那么行应行之事的新方式便会逐步发展出来。

P176

​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决定，而且对于如何以及为何会做出这些决定，我们需要彼此沟通，这是我们参与的讨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讨论必须是政治的，正如女性主义者所言，“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讨论还必须是真实的，我们必须给予直接经验和互惠性交流以优先权重，而不是看重传闻和二手信息。故此，这一对话应该在那些深受技术影响的人身上发生。

179

公共决策备忘清单：

  1. 促进正义；
  2. 修复互惠性；
  3. 协商可划分与不可划分的收益；
  4. 考虑人民的利益多过机器的利益；
  5. 其策略是扩大收益还是减小祸患；
  6. 节约多过浪费；
  7. 可逆行动多过不可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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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1105 Arlmy 创建、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