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 自信是他的壳，保护自己，走过岁月，翻译是他的爱，独行一生，无可挑剔。
  • 发挥自己独有的天才，只是自己的课题，他很领先。
  • 杨振宁这般的好友，才是能量的来源，同侪啊同侪！

我的父亲母亲

我读到了柯尔律治的名言“散文是编排得最好的文字，诗是编排得最好的绝妙好辞”

乐趣有人同享，可以倍增其乐。再想到这种译法符合柯尔律治的理论，把最美的表达方式放在最好的地方，于是在理性的乐趣上增加了感性的快乐，这是我情趣发展的三部曲。

父亲培养了我把最好的文字放在最恰当的地方的习惯，但他只是在生活上这样要求自己，要求子女。

父亲培养了我对秩序的爱好。据冯友兰说，我国古代“礼乐之治”的“礼”就是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乐”就是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如果说“礼”是“善”的外化，那么，“乐”就是“美”的外化。父亲教我要爱秩序，这是“礼”的教育。母亲生前爱好图画，给我的是对“美”的爱好，这就是“乐”的教育。

哥哥渊洵

歌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之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之于身也，不必为己。……”

我在高中二年级上英文课时，读了美国总统林肯的演说词，记得他说过“民主”包括“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选贤与能”不就是“民治”吗？可见民主之道，早在两三千年前的《礼记》中就有了，怎么西方还说中国不民主呢？至于“货”就是货物、商品，货物不要浪费，不要垄断，这不是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吗？

中西都要民主，西方强调民治，中方强调民享。中国也要民治，不过强调的是选贤与能，贤者有德，能者有才，德才兼备才能为人民服务，而在古代，有德有才就可进行礼乐之治。礼是善的外化（或具体化），乐是美的外化，礼乐之治就是尽善尽美地为人民服务。冯友兰说：礼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乐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礼乐之治就是天人合一。由此可见礼教和乐育的重要，礼乐培养的是好人。西方不谈礼教，重视体育和音乐。体育要人跑得快，跳得高，举得重，扔得远，培养身强力壮的强人。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在真、善、美三方面，西方更重真，中方更重善，双方都重美。西方更重强人，中国更重好人，中西结合，就可以建设一个不以强凌弱的和谐社会、大同世界了。这就是我从小时候学唱的《大同歌》中学到的东西。

南昌第二中学

报纸上读到一句话：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你喜欢做的事，就是幸福。说得不错。

有一次我们在江边散步，他问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是享乐，他说是工作，我说是要做有乐趣的工作，这就把工作和乐趣结合起来了。这是我一生要做的事情。

朱自清的散文，赵元任的诗歌，使我体会到了中国古代“赋比兴”手法的妙处。联系到文学翻译，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三字经，后来又有人提出“形似、意似、神似”三似论。我却觉得如以诗词翻译而论，“似”是方法，不是目的，如果译诗“似”而不“美”，那就没有达到目的。

我译诗“三美”的本体论，等化、浅化、深化“三化”的方法论，知之、好之、乐之“三之”的目的论，都是受到前人影响才产生的。

生理课也是龙老师讲，我只记住了一句话，就是睡觉要右侧朝下，这句话我倒享用了一生，抵得上一年中浪费的时间了。我觉得后来大学的通才教育也是一样，浪费了多少时间！

大一选课

联字代表联大，因为当时还有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学号不用联字，而用T、P、N分别代表清华（Tsinghua）、北大（Peking University）、南开（Nankai），学号编法基本采用清华系统。后来联大的英文名字正式定为Associated University，学号也就用A代替联字了。

西南联大名师剪影

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

1939年2月28日，陈梦家先生讲《论语·先进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概，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

他教我们《圆圆曲》《万古愁》。

《菩萨蛮》是能品，《忆秦娥》是神品；《菩萨蛮》有刻划语，《忆秦娥》音韵天成；《菩萨蛮》是有我之境，《忆秦娥》是无我之境。作者置身极高，缥缈临空，把长安周遭百里，做了个鸟瞰。而且从箫声柳色说起，说到西风残照，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羁勒。

闻一多讲唐诗

汪曾祺说过：“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够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这个我真的第一次知道！）

但是闻先生在《英译李太白诗》中又说：“《静夜思》《玉阶怨》《秋浦歌》《赠汪伦》……实在什么人译完了，都短不了要道歉的。”

潘光旦、金岳霖与皮名举

哲学是历史的综合，历史是哲学的分解。——杜朗

下午听潘光旦先生讲“儒家思想与青年生活”：
儒家思想是以人为宇宙的主人。宇宙的客人有四个：一是人以外的本体，如天地；二是别的人；三是人的情欲；四是过去、未来的人。
人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客人呢？应该有分寸。什么是分寸？朋友亲而不狎，夫妻相敬如宾，交朋友久而敬，这些都是分寸。

金岳霖先生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为联大新生开“逻辑”课，讲过一次“小说和哲学”，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除了必修中文系的“大一国文”和哲学系的“逻辑”外，外文系学生还必修历史系的“西洋通史”。

钱锺书与他的同代人

杨振宁说过：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往往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起来，而我看这个公式也可以算是一个警句。冯友兰谈到金岳霖时说：“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冯先生化复杂为简单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善于运用警句，这正是中国哲学的长处。例如他把孔子的政治哲学概括为“礼乐”二字，又把“礼”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外在的秩序”，把“乐”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内在的和谐”。这些都可以说是警句。这些警句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用英文解释“礼乐”的时候，就用了“duty and beauty”两个词。而妙语如珠正是钱锺书的拿手好戏，我看对叶、吴、陈三人的评论可以算是妙语。

叶先生说幽默是看出事物本身的矛盾，他欣赏兰姆《论烤猪》的幽默。其实，为了要吃烤肉而把野猪藏身其中的树林烧掉，只是小题大做；把吃烤肉的故事叫作论文，也是小题大做。

吴宓讲欧洲文学史

他讲中世纪的文学，最推崇但丁的《神曲》。《神曲》中游地狱的向导是古典主义诗人维吉尔，游天堂的向导却是但丁一见钟情的美人贝雅特丽齐。他讲法国文学，最推崇卢梭的《忏悔录》，最爱读卢梭牵着两个少女的马涉水过河那一段，认为那是最幸福的生活、最美丽的文字。他讲英国文学，最赞赏雪莱的名言——爱情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不会减弱。由此可见他浪漫主义的内心。

哈姆雷特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堂·吉诃德却是思想的矮子，行动的巨人。

西南联大名家讲座

巴金的作品，我读过《灭亡》《新生》和《家》等，还曾试把《新生》的序言译成英文。我觉得巴金文字流畅，并认为“发挥译语优势”就是要译得像巴金写的文章那样。巴金自己说过：“一部文学作品译出来也应该是一部文学作品。”

这首《沁园春》前半是誓词，后半是文论，概括了胡适的雄心壮志，强调表现自我，对我颇有影响。但我更同意胡适在“国立编译馆”关于翻译的讲演。他说：译者要向原作者负责。作者写的是一篇好散文，译出来的必须是一篇好散文；作者写的是一首好诗，译出来的也一定是一首好诗。……所谓“好”，就是要读者读完之后要愉快。所谓“信”，不一定是一字一字地照译，因为那样译出来的文章，不一定好。胡适关于“好”和“信”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翻译界今天还存在的一个大毛病。

西南联大的老师

沈（有鼎）先生问我何以要学哲学，我说因为对人生问题有兴趣。他说，在西方处理人生问题的是文学，不是哲学。

何兆武说：“有一次我问王浩兄为何不读历史，他说他只对universal（普遍的）感兴趣，而对particular（特殊的）不感兴趣。”前面提到沈有鼎问王浩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说因为他对人生问题有兴趣，可见他认为人生问题有普遍性。但沈先生说在西方处理人生问题的是文学，因为人生问题有特殊性，所以王浩后来就感到矛盾了。在我看来，哲学研究普遍性或共性，文学处理特殊性或个性；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又可反映共性。因此可以说：哲学是文学的综合，文学是哲学的分解。如果说人生问题是寓于特殊现象中的普遍问题，那研究人生问题也可以算是哲学了——而这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西方重形而上学，中国重人生哲学。 至于历史学呢，何兆武说：“追求人生的美好，不是化学家的任务，也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但它永远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不可须臾离弃的天职。”但愿“历史学家能把传统史学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纪律和方法、近现代哲人对人性的探微这三者结合起来，使人类最古老的学科重新焕发出崭新的光辉”。现在看来，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们已经在人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南联大的学生

关于清华和联大的教育，闻先生也对流金说过：“我是从中国的旧教育中训练出来的。我现在痛恨旧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我觉得这种教育耽误了我的半生。但我们却不能忘记那些教育的好处，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还是值得我们遵循的。比如说，儒家的忠恕之道和美国人的负责任、切实的好处，我们就得学习。”我曾在龙云公馆中召开的联大校友会上，听到闻先生对旧教育的严厉批评，当时觉得太偏激了。读了《人之子》之后，才知道闻先生是矫枉过正之言。其实，儒家的忠恕之道，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可以说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最需要的原则——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做到，那就可以避免国际争端，争取世界和平。而美国人的负责、求实的精神，却是今日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求恕是消极的，求实是积极的，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争取世界和平、发展全球经济的当务之急。

联大教授的雅与俗

“大二英文”的读本选了杜威的《论思想》。杜威把思想分成四种：来到心上的都是思想；我们不能直接看到、听到、闻到、尝到的就是思想；没有根据的信念也是思想；经过检验、证明的信念才是真正的思想。

读本还传播了罗素的教育思想，罗素认为：首先，智力并不是已经取得的知识，而是取得知识的能力；知识越丰富，越容易取得新知识。其次，有勇气的人应该感到自我只是沧海一粟，但并不轻视自己，而是更重视自己的欠缺。第三，仁者富有同情，不但同情自己认识的人，而且同情自己所不认识的人；不但同情亲眼目睹的苦难，而且同情耳闻口传的苦难。现在看来，罗素的“智、勇、仁”和杜威的“思想论”比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学然后知不足”“仁者爱人”的思想似乎更加细致深入。

冯友兰讲哲学

1939年8月2日，冯先生又在昆中北院食堂讲《中和之道》。这次讲演更加重要，现在摘抄我日记中的记录如下：
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只吃一碗半，大家就说他“中”；其实要吃三碗才算“中”。“中”就是恰好的分量，四碗太多，两碗太少。“和”与“同”的分别是“同”中无“异”，“和”中却有“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和”，这就是“中和”原理。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中”，由矛盾到统一是“和”。
应用到个人修养方面，生理上吃饭、喝水、睡觉等得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心理上各种欲望满足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健全的人格。
应用到社会方面，政治家、军人、教师等各种人要求权利不太过，要求责任不太少，就是一个好的社会。
应用到政治制度方面，民主政治最接近“中和”。
应用到世界观上来，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尽可能为本国人民谋福利，这是“中”；如果世界各国都尽可能为本国人民谋福利而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是“和”。如果全世界能行“中和之道”，那就天下太平了。用孔子的话来说：“中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中”是主观上尽其在我，“和”是不超越客观规律。

1940年7月26日晚上，冯先生讲《青年对哲学的修养》：
他首先批评题目说：青年对哲学要修养，中年、老年是已经修养够了呢？还是不够修养的资格呢？其实修养是不分年纪的，正如学数学不分年纪一样。这是普通一般人的错误。
他讲形式逻辑，说逻辑是语经，是思想的规则。规则是人人应该遵守、实际也遵守、只是不能完全遵守的。一个不守道德规则的人守规则的时候总比不守规则的时候多。
辩证法反对形式逻辑。后者说甲是甲，前者说甲是非甲。其实是甲包含非甲，甲可变成非甲。
如果人人懂形式逻辑，天下的争论可以减少一半。如古语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行易知难”。其实，前者是指道德方面，后者是指技术方面，两者并不冲突。这就要有逻辑的修养。

重温冯先生的讲话，觉得真是逻辑严密，分析清楚。就以“中和原理”而论，人人都要遵守尽其在我的规则，才能做出成绩。

意义不是目的。有人以为生活的意义是指生活的目的。如果凡事都有一个目的，本身只是手段的话，那么世界上的事都成了手段。我们应该说：有些事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哪些事呢？凡是自然的事，如猪生草长，都是无目的的；人为的事如吃药等才是手段。所以如果以为意义就是目的的话，生活是没有什么目的的。

宇宙间的东西，有些是可以感觉的，有些是不能感觉而只能思议的，有些是既不能感觉又不能思议的。如“宇宙”就是不可思议的，自然你可以去思议，但你所思议的宇宙，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宇宙。不能感觉而能思议的如“理”“性”等。
诗就写可以感觉的东西，但却在里面显示出不可感觉的、甚至不可思议的东西。诗的含蕴越多越好，满纸“美”呀“爱”呀，叫人读起来一点也不美，也不可爱，这是“下乘”；写“美”写“爱”也使读者觉得美、觉得可爱，那是“中乘”；不写“美”“爱”“愁”等字，却使读者感到美、爱、愁，才是“上乘”。
诗的意义越模糊越好，如屈原的《离骚》，你可以说是写香草美人，也可以说是写忠君爱国，使人得到的意义越多越好。诗要模糊可用“比”“兴”，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哲学却不同，一句话就是一个意思，而且要清楚；否则，哲学就失败了。

冯先生的《论风流》登在《哲学评论》九卷三期上，非常精彩。现在摘录如下：
风流是一种所谓人格美。凡美都涵有主观的成分。这就是说，美含有人的赏识，正如颜色涵有人的感觉。离开人的赏识，不能有美，正如离开人的感觉，不能有颜色。……美虽有主观成分。但是美也有一定的标准。如其不然，则即不能有所谓美人，亦不能有艺术作品。……没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可以言语传达的。有主观成分的性质的内容，是不可以言语传达的。……我可以说，一个命题与事实相合，即是真。一个行为于社会有利即是善。但我不能说，一个事物有什么性质是美。
……风流是一种美，……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的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底知识。……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主观客观，融成一片。表示这种感触，是艺术的极峰。……陶潜有这种主客交融的乐趣，如他的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联大和哈佛

我在联大八年，听过不少精彩的讲课。如闻一多先生讲《庄子》时，教室外面都挤满了人；他讲到《逍遥游》的错简，使学生恍然大悟、豁然贯通。他讲《诗经·汝坟》时，把饥渴理解为情欲，把“鲂鱼赪尾”理解为情欲如火的象征，把“王室如毁”理解为王孙公子情急如焚，把前人讲不通的诗句一下讲通了。无怪乎汪曾祺要说：闻先生讲《诗经》，古今无双了。

联大教授中有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小说家沈从文——沈从文多写农民和兵士。写工商界人士的作家茅盾和剧作家曹禺、写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老舍、写知识青年和革命者的巴金都到联大来作过报告。在短短的八年之中，哈佛大学不可能有这么多文学精英、全世界的聪明头脑都集中到一个学校来了吧！

汪曾祺在联大时不太喜欢上课，常是夜里在图书馆读书写作，白天却在宿舍里睡觉，下午又泡茶馆聊天。

何兆武说：“江山代有才人出……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历史是哲学的分析，哲学是历史的综合。20世纪，综合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是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冯先生把20世纪以前的中国政治文化总结为“礼乐”之治，“礼”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乐”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这就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据联大校友、数理逻辑学家王浩说：冯先生最大的本领，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礼乐”是2500年前孔子提出来的，目的是要培养好人。同期，西方柏拉图提出了“音乐”和“体育”的教育方针——其中“音乐”和“礼乐”是一致的，“体育”和“礼乐”却不相同，着重的是力量，要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目的是要培养强人。哈佛大学最著名的哲学教授山塔雅纳（George Santayana）提出，理性是对神性的模仿，宗教是用人的想象来解释人的经验，这和联大教授的解释又不相同。总之，西方“强人征服自然”的思想增加了西方的硬实力，中国“好人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思想却增加了东方的软实力。东西思想结合，取长补短，就可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联大毕业前后

科学是一中有多，艺术是多中见一。——杜朗特

我对旁听冯先生的课感兴趣。他讲到儒家的“仁”“义”时说：仁者人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义者宜也，就是做适宜的事情。他讲到庄子时总结说：庄子顺万物之性而达到与万物为一的天地境界。

相对而言，儒家更重义，基督教更重利。孟子说“舍生取义”。基督教也有殉教的圣徒，但殉教是为了灵魂得救，为了相信来世，为了上帝会惩恶赏善；广义地说，还是功利思想。而儒家“取义”却是只求心安理得，只是为了今世，甚至成败生死都在所不计。简单说来，基督教重的是天（天堂），儒教重的是人（人世）；前者重理想，后者重现实，重理想就有进取心，重现实就有保守性。

温德在“莎士比亚”课上讲了《安东尼与克柳芭》。我把莎剧和德剧进行比较，觉得从剧本的结构看来，莎剧宏伟，德剧简练；莎剧像名山大川，德剧像小河流水。从剧中的人物看来，莎剧忠于生活的现实，德剧合乎诗人的理想；莎剧写的是古代的英雄美女，德剧写的却是当代的才子佳人。从剧中的情节看来，莎剧顺理成章，德剧另辟蹊径；莎剧利用情节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德剧却改造人物的性格来发展剧情。从语言的观点看来，莎剧形象生动，用字具体，德剧感情充沛，措辞自然；莎剧如崇山峻岭，处处惊心动魄，德剧如长江大河，往往一泻千里。但是莎剧有时平地异峰突起，不够和谐；德剧人力难夺天工，不耐咀嚼。总而言之，莎剧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德剧是古典主义的名篇。这样比较一下，引起了我研究英国文学的兴趣。

巴黎大学

“法国文学”中我选了拉辛、卢梭、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象征派等；“法语语言学”中我读了高乃依和《包法利夫人》；“英国文学”中我读了英国文学史、狄更斯、康拉德；“比较文学”中我读了理查逊、卢梭、歌德和夏多布里昂等。

与钱锺书话翻译

我认为这说明了钱先生的矛盾：理智上要直译，情感上爱意译。其实，在译诗问题上，诗是本体，是第一位的；译是方法，是第二位的。诗要求美，译要求真；把美的诗译得不美，不能算是存真。

我对这些理论问题早已不甚究心，成为东德理论家所斥庸俗的实用主义（praktizismus）者，只知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lies in eating。

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

至于译诗的理论，卞之琳不赞成“信、达、雅”，认为只要一个“信”字；他不赞成直译和意译之分，认为只要一个“译”字；他不赞成形似和神似之分，认为只要一个“似”字。

萧乾谈创作与译诗

我第一次见到萧乾先生的时间是1939年5月28日，地点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东楼二层的一个教室。那时，萧乾从滇缅公路回来采访，经过昆明到香港去。他的小说《梦之谷》刚出版。联大高原文艺社得到消息，立刻请他来作报告，他只同意开个座谈会。谈到创作和模仿的关系，我记下了他的一句名言：“用典好比擦火柴，一擦冒光，再擦就不亮了。”谈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他说：“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嘛，我要采访人生。”

1994年7月，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举办了一次“外国文学中译学术研讨会”，邀请萧乾和我参加。我们都只作了书面发言，萧乾的发言题目是《文学翻译琐谈》，我的题目是《文学翻译何去何从？》。萧乾在《琐谈》中说：“我有时用温度来区别翻译。最冷的莫如契约性质的文字，……文学翻译则是热的，而译诗是热度尤其高的。这里的‘热’指的当然是情感。科技翻译只能——也只准许照字面译，而文学翻译倘若限于字面，那就非砸锅不可。我认为衡量文学翻译的标准首先是看对原作在感情（而不是在字面）上忠不忠实，能不能把字里行间的（例如语气）译出来。”“一个译者（指的当然是好译者）拿起笔来也只能揣摩原作的艺术意图，在脑中构想出原作的形象和意境，经过‘再创作’，然后用另一种文字来表达。”

杨振宁和我

杨振宁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联大常委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

杨振宁“大一物理”的教师是赵忠尧教授，赵在1930年第一次发现了正负电子对的湮灭现象。杨“大二电磁学”的教师是吴有训教授，吴在1923年随康普顿研究X射线的散射，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解释，使康普顿在1927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百年了，终于又回到了相同的起跑线）

杨振宁说得好：“一个人要用功读书，这是对的。可是除了用功之外，还要提倡能够想办法发展每个人的兴趣。有了兴趣，‘苦’就不是苦了，而是乐。假如到了这个境地，我想很多工作就比较容易出成果了。”

“已有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结合起来，从而冒出新的方向，这才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点。”

逝水余波

科学是多中见一，艺术是一中见多。

The progress of an artist is a continual self-sacrifice to what is more valuable.
（艺术家的前进历程就是为了更高的价值而不断作出自我牺牲。）

Art never improves,but the material of art is never quite the same.（T.S.Eliot）（艺术永远不会改进，但是艺术的素材不会永远一样。——艾略特）

No man is equal to his books into which go the best products of his mental activity and where they are separated from the mass of inferior products with which they are mingled in his daily life.（Will Durant）
（没有人比得上他自己的书，人的精华都在书中，日常生活却渗入了大量的糟粕。——杜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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